「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

羅孚先生一生熱愛文藝，對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衷的喜歡，於書畫亦有近乎狂熱的欣賞。

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服務的政權，以毛澤東為首，天生仇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之中第一類：讀原子物理者，還可以利用來造核彈，可以奉為上賓；知識份子第二類如醫生、工程師和地質學家，可以「思想改造」之後適當利用，但不斷還要打壓，因為這類理工專家屬於「白專」，還要接受「工農兵」領導。

至於第三類：文科的知識份子，如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像翦伯贊、陳寅恪、朱光潛、老舍、沈從文，毛澤東對這類人，懷有刻骨仇恨之最。這一類即使聲稱接受了「改造」，毛澤東也不放過，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認定文史哲這個範圍的人，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且會影響年輕人，而中國只能有他「毛澤東思想」一家，不容有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將文史哲的中國知識份子往死處整肅，即使你下跪投降，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討」，毛澤東和江青，也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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