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普選

陶傑 – 香港無人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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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小通要

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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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亞洲價值觀」

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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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人看文化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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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車毀人亡

特區十六年,越混下去,越令人覺得英治之優越。

人家從來不必普選,香港市民管得服服貼貼。總督每一任空降,來到香港,不必有朋友,沒有人情關係網。

由邵逸夫、包玉剛,到小廠家和餐廳東主,英國人給你在歐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開拓市場,只要你苦幹,做生意的環境一定合理公正,商家沒有一個對英國人的政府有怨言。

除了香港的左派,「文革」時奉命暴動了一陣──其實他們心裏也眷戀着這片沒有赤化的安樂鄉──香港歌舞昇平,即使遇上國際的石油危機、環球衰退,英女皇的徽像,是誠信的品牌,跟着港督會同行政局,人人悅服。

只有大陸不斷給香港添煩加負擔,英國人無負於這個遠東的小島。譬如,香港滿山滿坑的木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湧現的──大陸赤化,急湧來一百萬難民;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又翻山湧過來幾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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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你不是答案一部份,就是問題一部份

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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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腫瘤如何形成

如果二○一七年沒有公正的普選,據說香港就會墮下懸崖。

二○一七年普選這一關,中國遲遲不敢硬闖,但沒有辦法,自從收回香港主權,普選即是「港人治港」的目標。

然而拖到現在,許多親中派人士反問:「如果普選出了個『長毛』當特首,怎麼辦?」

答案是:即使第一屆普選,選出了梁國雄先生做特首,中國、香港財團、工商界,也要承受這個後果。

因為,即使視「長毛」為社會的腫瘤,也要認識,腫瘤是如何形成的。

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長毛和他的「革馬盟」,崇尚托洛斯基,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英國人對左翼思潮十分了解,工黨也有這一翼,譬如貴族出身的理想主義者彭東尼(Tony Benn),要求廢除皇室,行徹底的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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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混亂

香港特區十六年,一年比一年亂得一塌糊塗。除了經濟無出路,普選無法度,最新的混亂,是所謂的「思想混亂」、「論述混亂」、「邏輯混亂」。沒有邏輯的社會,最好不要講甚麼「論述」,不然,太多三流的「論述」,就造成一個城市,甚或整個民族的思想困惑。最新的例證,是「香港好在有廉政公署」的「湯顯明飲食酬詐醜聞」。甚麼叫「香港好在有ICAC」?廉政公署,是英國人為貪污成性的中國人社會的殖民地度身訂做的。英國本土沒有廉政公署,只有他在領導你這個「三千年燦爛文化」的社會,才為你設一個這樣的機構。「香港好在有ICAC」這句話,隱含的「論述」,是極為「殖民意識」的:香港絕不是幸好有中國大陸、不是幸好有自由行,而是幸好有英國人設立的廉政公署,按照英語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訂立官員受禮和獲邀飲食的嚴格規限,防止華裔的香港高官,滑入貪污腐敗的中國「官場文化」的大醬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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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喚醒記憶

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先生指摘二○一七年的香港普選不應該有篩選,認為這一條不是鄧小平的意思:鄧小平如果在生,會給現在的北京官員每人打兩巴掌。

李先生曾經參與《基本法》起草,對鄧小平的印象似乎很好,他認為鄧小平的意思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中國慢慢「進步」,追上來;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後退,然後中港「銜接」了,以後一國一制,就沒有問題。

鄧小平如果在生,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當然不會。鄧小平這個人,任何承諾都靠不住,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中國人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說的。一九七六年,英明如毛主席,也發覺被說謊的鄧小平欺騙了,因為鄧小平當年復出,保證過不翻「文革」的案,但後來他隱性否定「文革」,促進經濟,毛主席對鄧小平這個人的品格很失望:「說什麼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後,毛主席死了,華國鋒活捉了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江青同志,政變上台。此時在軟禁中的鄧小平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第一封有這樣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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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 – 為何中共與中國密不可分?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 中共破除迷信,為中國人另立新信仰,今日的中國人只會對金錢進行崇拜;
  • 中共破壞經濟,為中國人另立發展指標,今日的中國人只會視強拆強遷為經濟發展的一環;
  • 中共破壞環境,為中國人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今日的中國人絲毫不覺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的問題將會毀滅中國和全中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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