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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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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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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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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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十六年，越混下去，越令人覺得英治之優越。
人家從來不必普選，香港市民管得服服貼貼。總督每一任空降，來到香港，不必有朋友，沒有人情關係網。
由邵逸夫、包玉剛，到小廠家和餐廳東主，英國人給你在歐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開拓市場，只要你苦幹，做生意的環境一定合理公正，商家沒有一個對英國人的政府有怨言。
除了香港的左派，「文革」時奉命暴動了一陣──其實他們心裏也眷戀着這片沒有赤化的安樂鄉──香港歌舞昇平，即使遇上國際的石油危機、環球衰退，英女皇的徽像，是誠信的品牌，跟着港督會同行政局，人人悅服。
只有大陸不斷給香港添煩加負擔，英國人無負於這個遠東的小島。譬如，香港滿山滿坑的木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湧現的──大陸赤化，急湧來一百萬難民；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又翻山湧過來幾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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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你不是答案一部份，就是問題一部份
如果二○一七年沒有公正的普選，據說香港就會墮下懸崖。
二○一七年普選這一關，中國遲遲不敢硬闖，但沒有辦法，自從收回香港主權，普選即是「港人治港」的目標。
然而拖到現在，許多親中派人士反問：「如果普選出了個『長毛』當特首，怎麼辦？」
答案是：即使第一屆普選，選出了梁國雄先生做特首，中國、香港財團、工商界，也要承受這個後果。
因為，即使視「長毛」為社會的腫瘤，也要認識，腫瘤是如何形成的。
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長毛和他的「革馬盟」，崇尚托洛斯基，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英國人對左翼思潮十分了解，工黨也有這一翼，譬如貴族出身的理想主義者彭東尼（Tony Benn），要求廢除皇室，行徹底的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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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十六年，一年比一年亂得一塌糊塗。除了經濟無出路，普選無法度，最新的混亂，是所謂的「思想混亂」、「論述混亂」、「邏輯混亂」。沒有邏輯的社會，最好不要講甚麼「論述」，不然，太多三流的「論述」，就造成一個城市，甚或整個民族的思想困惑。最新的例證，是「香港好在有廉政公署」的「湯顯明飲食酬詐醜聞」。甚麼叫「香港好在有ICAC」？廉政公署，是英國人為貪污成性的中國人社會的殖民地度身訂做的。英國本土沒有廉政公署，只有他在領導你這個「三千年燦爛文化」的社會，才為你設一個這樣的機構。「香港好在有ICAC」這句話，隱含的「論述」，是極為「殖民意識」的：香港絕不是幸好有中國大陸、不是幸好有自由行，而是幸好有英國人設立的廉政公署，按照英語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訂立官員受禮和獲邀飲食的嚴格規限，防止華裔的香港高官，滑入貪污腐敗的中國「官場文化」的大醬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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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先生指摘二○一七年的香港普選不應該有篩選，認為這一條不是鄧小平的意思：鄧小平如果在生，會給現在的北京官員每人打兩巴掌。
李先生曾經參與《基本法》起草，對鄧小平的印象似乎很好，他認為鄧小平的意思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中國慢慢「進步」，追上來；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後退，然後中港「銜接」了，以後一國一制，就沒有問題。
鄧小平如果在生，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當然不會。鄧小平這個人，任何承諾都靠不住，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中國人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說的。一九七六年，英明如毛主席，也發覺被說謊的鄧小平欺騙了，因為鄧小平當年復出，保證過不翻「文革」的案，但後來他隱性否定「文革」，促進經濟，毛主席對鄧小平這個人的品格很失望：「說什麼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後，毛主席死了，華國鋒活捉了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江青同志，政變上台。此時在軟禁中的鄧小平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第一封有這樣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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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