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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知識份子悲劇

羅孚先生一生熱愛文藝,對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衷的喜歡,於書畫亦有近乎狂熱的欣賞。

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服務的政權,以毛澤東為首,天生仇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之中第一類:讀原子物理者,還可以利用來造核彈,可以奉為上賓;知識份子第二類如醫生、工程師和地質學家,可以「思想改造」之後適當利用,但不斷還要打壓,因為這類理工專家屬於「白專」,還要接受「工農兵」領導。

至於第三類:文科的知識份子,如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像翦伯贊、陳寅恪、朱光潛、老舍、沈從文,毛澤東對這類人,懷有刻骨仇恨之最。這一類即使聲稱接受了「改造」,毛澤東也不放過,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認定文史哲這個範圍的人,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且會影響年輕人,而中國只能有他「毛澤東思想」一家,不容有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將文史哲的中國知識份子往死處整肅,即使你下跪投降,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討」,毛澤東和江青,也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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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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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點文史

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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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電梯裏的異味

電視牌照風暴,出現特區權力階層的互咬:「經濟局長」出來宣佈,一片唾罵之下,說是行政會議的決定。

行政會議召集人說:我們都有不同的建議,但特首是那個力排眾議自我決定的人。

立法會主席看不過眼,說:即使行政會議人人一致反對,特首一人即有權力推翻。

矛頭所指,至為明顯。特首梁振英一巴掌再摑回去:過去的行政長官,從來沒有過不聽行政會議大部分的意見。

一個極其醜陋的決策,就像香港的商場,拖男帶女的自由行和購物的師奶,人來人往之際,地板上忽然出現一堆糞便。是誰排洩的?你推我,我賴你,無人願意承擔。

不發牌給王維基,如果真的合乎「程序公義」,就是一件對社會有益的好事。既然是好事,理應個個出來領功勞。只有人人心裏明白:這是一個如糞便一樣的決策( A shitty policy),才都你推我,我不認是我,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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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父母從未想子女成為領袖人才

美國大學為什麼是四年?
 

聖母大學的高層來香港,會見少數精英家長,介紹大學的幾個獎學金名額。
聖母大學在芝加哥市外一百五十公里,環境蒼葱,成立於前清道光鴉片戰爭割讓香港之後六年,歷史悠久。校舍為歐洲舊建築,十月楓紅、圓塔、尖頂、青石小路,好似童話仙境。
大學校長說:聖母大學並非只頒授學位,全美排名第十七位,培養領袖人才。
 

我聽了這句話,嚇了一跳,私下警告校長:來到遠東,要尊重中國國情。此地人士送子女受教育,總的來說目的是為他們培養一技之長,從未想子女成為「領袖人才」。
中國的「領袖」,不是民主的美國,首先必不是「人才」,流血出位,逆向淘汰,不是槍桿子暴君,必是庸才。第二,領袖第一代靠暴力,到後來必屬欽點,中國千年以來的四大書院,為京師培養讀書人,絕不敢在書院裡教出幾個想奪位的皇帝,否則即是抄家誅九族的大逆死罪。所以,香港特區的「元首」,也不敢以領袖自居,而自稱「做好呢份工」,是打工仔。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中國父母從未想子女成為領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