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文化大革命

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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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罩袍與面具

英法兩國的反伊斯蘭婦女面紗辯論,進入新的回合。

阿拉伯婦女戴面紗,是男權壓制婦女的「文化傳統」。剝奪女性表露本相的權利,即是剝奪她們的人格。女人不但不可以將美貌公諸於世,一張臉孔,是一個人基本的身份,千百年來,不獲伸張。

阿拉伯的宗教洗腦,令女人自己對於戴面紗、穿黑罩袍,只露一對眼睛,覺得理所當然。幾年前我去東南亞某國,女導遊是回教徒,誇誇而談女人一生應該如何服從男性。我笑問:「你身為婦女,你覺得這樣公平嗎?」她厲盯我一眼:「這是我們從小的家教,我們從來不質疑。」

當西方擁有常識的文明人告訴她們:你們上了男人的當,你們正在受到霸主的欺凌壓迫。許多偏激的人卻憤怒地揮舞拳頭,辱罵西方「干涉內政」,企圖改變她們的傳統。

正如遠東某大地區許多傻蛋一樣,你告訴他們,他們膜拜的那個「偉大領袖」,餓死了四千萬人、「文革」迫害了一兩億,這個人對你們及貴子孫禍害無窮,他們也青筋暴現,認定你侮辱了他們的民族尊嚴,你是他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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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車毀人亡

特區十六年,越混下去,越令人覺得英治之優越。

人家從來不必普選,香港市民管得服服貼貼。總督每一任空降,來到香港,不必有朋友,沒有人情關係網。

由邵逸夫、包玉剛,到小廠家和餐廳東主,英國人給你在歐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開拓市場,只要你苦幹,做生意的環境一定合理公正,商家沒有一個對英國人的政府有怨言。

除了香港的左派,「文革」時奉命暴動了一陣──其實他們心裏也眷戀着這片沒有赤化的安樂鄉──香港歌舞昇平,即使遇上國際的石油危機、環球衰退,英女皇的徽像,是誠信的品牌,跟着港督會同行政局,人人悅服。

只有大陸不斷給香港添煩加負擔,英國人無負於這個遠東的小島。譬如,香港滿山滿坑的木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湧現的──大陸赤化,急湧來一百萬難民;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又翻山湧過來幾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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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氣氛低迷

「通識教育」觸礁,中國歷史科本來是選修的,親中政團又呼籲梁班子改向「必修」了。特區十六年,從「母語教育」之失敗而「微調」,到「國民教育」之政治洗腦,小特府將下一代的大腦當做白老鼠,好似六十年來的鄰近地區,試驗完馬列的大鑊飯,又試驗「文革」,最後又推倒,「撥亂反正」,輪到「改革開放」了;然後又輪到復辟毛左。小特府沒有方向,將下一代胡亂糟蹋,大學「三改四」,廢除會考,又設立一個什麼DSE文憑試,其中又要將一份設計愚蠢的中文卷考合格,才可以進特區人民港大,難怪今年香港教育氣氛,空前淒慘,有錢人嘴巴說「愛國」,看見薄瓜瓜也去英國,當然不是傻瓜,也紛紛送子女上前殖民宗主國寄宿學校,不跟你特區政府瞎纏了。

英國的教育界朋友覺得好笑,問:你們香港的權貴,既然那麼戀慕英國的教育,當年他們為什麼又支持中國收回香港?

我笑答:這就是中國人的虛偽了,這種虛偽,其下流之處,是西方文明國家很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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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黑狗來喜

大陸文革作家金敬邁論中國極左,是真正的懺悔。他說:文革發瘋的,不是毛頭一個人,一幫奴才,煽動唆使,寧左勿右,最後一個民族全部發瘋,人人如此,這才最可怕最可怕。

金敬邁的小說「歐陽海之歌」,講一個貧農兒子找到了解放軍,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國文革官方指定為全國讀物,小學、中學、工廠單位,全部要「學習歐陽海」。

這部小說,小時候我也看過。歐陽海七八歲行乞要飯,乳名叫「小海」,討到地主家,地主放出一隻大黑狗,名叫「來喜」,向小海腿上咬了一口。小海拖着一條血淋淋的腿回家,大叫「我要報仇」。

小海盼望的「解放」,很快終於來臨,共產黨來了,捉了地主開清算大會。農民喧嘩臭罵地主,小海在人叢裏,提着一張刀,衝上台,將地主一隻耳朵硬生生割了下來。

那時我看到這裏,感到共產黨向下一代灌輸的仇恨教育之可怕。地主沒有施捨給你飯吃,很正常。今天大陸的窮人,一人拿一個碗,跑到大富翁馬雲的北京豪宅門口要飯,你看馬雲會給你飯吃呢,還是城管和公安一哄而上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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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地一沙鷗

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流行閱讀美國作家巴克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小說講一隻海鷗,熱愛飛翔,牠不甘於孤獨,引領一大批海鷗尋找自由。

「天地一沙鷗」富有教育意義,香港七十年代的繁榮,雖然由港督麥理浩領導,在另一層面「天地一沙鷗」激勵了香港的小資產階級,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追求,為香港人的身份和宗旨,開拓了心靈的服務。

這位美國小說家不止這部名著。對於人性,巴克不僅看到光明,還洞悉黑暗,他還有一句名言:「良心是什麼?良心就是在自私之中量度誠實」(Your conscien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your 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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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老師講粗口?

警察應保持中立並避免參加政治活動,我相信這個警察條例的原意係因為警察擁有執法的權力,無論是在執行任務或放工放假,他們的政治取向或會影響其執行職務時的判斷,即使沒有影響,也有可能給大眾一個不公的印象。這種規範都是為了製衡權力,並減少利益衝突。

但作為一個教師,佢唔係係上堂個陣教學生講粗口,佢又唔係用粗口鬧學生,佢放工後並無乜特別權力要被限制其政治取向,佢行行下街,見到有個事件發生,佢認為係社會上的不公義,佢出聲,但乜都做唔到,佢好憤怒,然後講粗口鬧警察,然後教育局就被要求為事件寫報告。

我唔知道香港有無咩教師條例話教師放工離開學校後唔比講粗口,如果有,相對的機關如學校,係咪有咩程序去跟進? 有冇需要驚動教育局? 我覺得香港教育咁多問題,教育局應該好忙,如果連老師放工係街上講粗口,都要教育局寫報告,咁我知點解香港教育有咁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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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喚醒記憶

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先生指摘二○一七年的香港普選不應該有篩選,認為這一條不是鄧小平的意思:鄧小平如果在生,會給現在的北京官員每人打兩巴掌。

李先生曾經參與《基本法》起草,對鄧小平的印象似乎很好,他認為鄧小平的意思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中國慢慢「進步」,追上來;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後退,然後中港「銜接」了,以後一國一制,就沒有問題。

鄧小平如果在生,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當然不會。鄧小平這個人,任何承諾都靠不住,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中國人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說的。一九七六年,英明如毛主席,也發覺被說謊的鄧小平欺騙了,因為鄧小平當年復出,保證過不翻「文革」的案,但後來他隱性否定「文革」,促進經濟,毛主席對鄧小平這個人的品格很失望:「說什麼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後,毛主席死了,華國鋒活捉了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江青同志,政變上台。此時在軟禁中的鄧小平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第一封有這樣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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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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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用子女的腳投票

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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