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小農基因

陶傑 – 反中是妄想

上水變身為水貨消費城,殖民地時代的村店風味沒有了,變成藥房超市城,店舖租金跟尖沙咀差不多,油鹽奶茶咖啡的物價也漸與香港的中環看齊。

換了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乘腳踏車上班,小運河縱橫,阿姆斯特丹市民絕不容許五百年的風味之城美國化,變成紐約第五大街。意大利的威尼斯,也不會讓滿街的小店變成只賣奶粉、鑽石珠寶、成藥的香港銅鑼灣。

因為阿姆斯特丹市民和威尼斯人,覺得一個「錢」字,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不要「全球一體化」,即使「一體化」帶來他們祖輩十代都想不到的金錢收益,他們以阿姆斯特丹歪斜三百年的舊房子和腳踏車為傲,以河道的貢都拉木船為樂。你告訴他們:不如將舊房子都拆掉,將落後的貢都拉換成快艇,像中國杭州的西湖,這樣會帶來更大的「發展」,會有更高的GDP,你們可以賺更多的錢。他們會對你搖頭,說:我們不要那麼多錢。

因為他們是歐洲的白人,這就叫「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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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擊鼓傳機

ATV危機,香港特區關注。中國老闆斷了水,兩個月不發薪酬,國際台的白種人,雖然在中國人社會謀生,老闆三推四卸,終於肯發半個月薪酬,白人不太習慣當奴隸,都紛紛拍桌子走人。

但本地員工不想「對抗」,確實也對的:由中國人的邏輯看來,二○一七「普選」,不管真假,總之人人有得投票,故不妨「袋住先」。由「零薪水」到「半個月薪水」,是邁出了一大步,也應該「袋住先」,以後再尋求「理性溝通」,循序漸進,尋求對薪酬狀況,努力進行「優化」也不遲。

畢竟,甚麼勞工處法例呀、法定按時支薪呀,都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文化」。中國國情,拖欠薪酬,也是兩千年「文化」,不然,當年毛主席也不會領導中國工農起來幹革命啦,為甚麼幹革命呀?因為據說萬惡的地主,殘酷剝削我們中國小農,剋扣工糧,不給他們飯吃呀。今日大陸,也時時有工廠老闆拖欠工資、工廠關門、跑路了事的,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上訪」了。國情是這樣,文化要包容,慢慢就會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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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等待中國CNN

ATV不發放薪金,瀕臨關門。一家愛國電視台,慘遭外國勢力,暫時接管,英國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高調進駐,文件人事、帳本管理,為免有中國人亂動手腳,通通由英國人監督。

找中國人買家,十分困難。愛國愛港的商人滿街跑,但國也愛了,港也愛了,白花花的鈔票往無底洞裏扔,凡商人都要對「愛國愛港」的定義,擺脫人大的解釋,要由自己根據量度荷包之後的感受,而進行微調了。

ATV如果關門,是中國和香港的損失。其中國老闆當初說:二十年後,會將ATV「打造」成中國的CNN。就像董伯、CY,要將香港照他們遠大的藍圖打造成功,也至少要兩任。打造成中國的CNN要時間,現在中台股東自己內哄,干擾了此一中國夢,實令人唏噓。

ATV的國際台,白人員工,對中國沒感情,設一個期限,錢不到,就團結起來罷工。

但是本港台的香港華人員工,個個怕「搞事」,覺得還是忍耐再忍耐,「留守」下去好,其任勞任怨的忠誠,真是感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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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不惑

在中國人社會,要做到「不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四周中國式的喧噪之中,不要隨一般中國農民狹小的視野和見識,勿為其帝皇奴民之意識病毒所侵惑,培植最基本的抗疫力,是配備(Equipped with)西方的邏輯思考。

邏輯學是西方文明之根本,為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無。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邏輯學,衍生了理性的思考。雖然在黑暗時代因教廷而壓抑思想幾達一千年,但壓不住的,文藝復興和科學,西方產生了達文西、牛頓、達爾文,脫穎而出,將伊斯蘭和中國拋在後面,而領先於世界。

中國人沒有邏輯思考力,你要有,而且還要讀通中國的歷史,再以西方的邏輯思考、配以英國人講的Common sense,驗證中國式思維的千百謬誤。

譬如,中國人最喜歡講「以法治國」。但是他們的「法治」,絕對不是西方的Rule of Law。中國自己的「法治」源自法家。法家的始創人,是春秋的管仲。管仲說:「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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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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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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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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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Why Not ?

長實巧拆酒店服務公寓分售,將一個缺乏想像力的政府,迫出了情緒化的反應,氣得哇哇叫。

酒店套房,為什麼不可以拆賣?買了之後,你擁有這個套房。但是擁有之後,為什麼一定要天天長住?

這就切入了中國小農人口的思維盲點。中國人是實用的,他們認為,房子擁有了,不是自住,就是放租,每月賺取租金回報。

但是這個世界,多姿多采,還有其他的選擇。譬如,由英資擁有的文華酒店,就可以把頂樓一個房割出來,宣告巿場:這個房,是大明星張國榮跳樓自殺前,最後時刻,住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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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變詐

梁班子強推「國民教育」,幾乎搞得全城起義。「知識份子」支持學生絕食反抗,不少「學者」,私下呻吟:當初支持梁×英,看錯了人。

為什麼看錯人?只怪「知識份子」學藝未精。

當初看唐梁競「選」,他們見到唐唐表現儍儍的,似富家紈袴子弟,相反,梁×英能言善道,滿肚子鴻圖大計,比較「西方」,而梁×英模仿美國的奧巴馬,喊一個字:Change,更令特區「知識份子」感動落淚,認為救主降臨。

美國的奧巴馬叫Change,你也學着叫,這就叫「領袖魅力」?「知識份子」出問題的地方,就在這裏。

Change,是什麼?不錯,就是「變」。但這個字,只適用於西方,中國人的社會國情,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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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 – 沒有什麼比沒有公民教育可怕

國民教育的可怕,在最近的「反日」示威已經看到。一眾暴民,口說反日,實質找東西搶擲吼打,要不就在微博說輪姦了幾多個貌像日本女生的女孩,或是把青島的吉之島搶過光光,發一記反日財。

支持國民教育的家長,你們應知道你們說「邊有咁易洗腦」這句說話,是何等無知了吧?中國十幾億人,如你所說,如果每個人都有獨立思想,不易被洗腦,又怎會炒出一團現代義和團出來?你說「我學咗英文十幾年啦,又唔見我畀英文洗到腦」……對對對,把意識和術科工具混為一談,是英殖時代沒有邏輯訓練的語文課所帶來的洗腦效果了吧。

在香港,很多時候都很害怕跟別人討論。在我眼內,那些人眼中沒有問題的事情,我會覺得很不妥,而我眼中很有問題的東西,他們卻覺得「你係咪諗太多」,但當一次又一次看着那些大學畢業、年薪幾十萬的所謂中產,日復日的說他們生活不易過,又說陶傑的說話尖酸又刻薄,說「小農基因」是很snobbish的說法。那,不如聽聽以下兩個「真心投」真誠為香港的中產例子,又看看你覺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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