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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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DP的生理軀殼之上，「中國」或許仍然很「強盛」，但是在靈魂、精神，以生命的意義來說，明眼人一看，心裏有數，中國已經死亡。

國死掉了沒有？有定義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之鄰近地區，不論官場、民間、商企，有「禮義廉恥」沒有？如果沒有，就是死了。

只是人死了，有法醫官宣布死亡，一個國族死了，聯合國不會給牠開死亡證，美國也不會。因為尚有龐大的人口在存活，他們張口吃飯、伸手穿衣、花錢購物，對於美國和歐洲，有強大的「商機」。對於波音公司、平治汽車，到LV和Chanel手袋企業，並無某一國家或民族，只有某一市場。一個國族死了，只要市場還活着，就有鈔票可數，這就好。

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開始不說話的原因。一個國家既然步向死亡，但市場卻日漸昌盛，西方國家想通了：只對你講貿易壁壘、開放市場的問題，不會再跟你講人權。因為嚴格來說，市場裏只有十四億消費者，與許多牛馬豬羊，人呢？在技術上，一個也沒有。既然沒有人，這就好辦，西方白人社會學術名詞即可應用，中國問題，你可以超越原有的心智座景（Transcend the pre-existing mindset），換一副思考架構（Change framework），在利潤商業和人文世界之間，完成「範式轉移」（Paradigm-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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