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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輪到你做莊

二十一世紀,西方的地運開始衰落。西方沒有人文和政治領袖。幾年前,查良鏞先生對我說:本來這是中國文化復興、宣播世界的最佳時機,一千年來難逢。如果中國文化有貨色剩下,中國人現在是真正的吐氣揚眉了。

查先生厚道,沒有再說下去。意思就是:世界好不容易輪到一個可以由中國做莊家的時機,但這一代的中國人,做不來,白白浪費了歷史時機。

當然,有許多人不同意。他們會說:現在中國人有錢,還有世界最大的市場。

然而,「做莊」的意思,不止是錢,而是優秀的文化。中國人自己都知道,世界此刻對中國的「尊重」,是看錢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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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禍根

一切悲劇的源頭,是兩千二百年前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

什麼叫劣幣驅逐良幣?戰國七雄,除了秦國,其他六國,都比秦國文明進步。齊國是孔子的故鄉,重文學、倫理、道德,保留了周禮的華夏正統,而且工商業發達,像今日的英國。

楚國是老莊哲學的發源地,還有屈原的楚辭。楚國浪漫而精緻,像今日歐洲的法國。

至於趙國,商業也很旺盛,都城邯鄲是當時的商業中心,山西歷代的「晉商」,就是趙國傳下來的基因殘餘。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紀律訓練,也有幾分德國卑斯麥的風格。

燕、韓、魏,算是小國,卻都講點道理,不算殘忍。只有秦國,絕不崇尚仁義禮樂,而是對國民生計有直接利害的墾荒、開塞、農戰、攻伐。秦國不理會道德和人倫,只講生存功利。所謂「發展是硬道理」、「落後就要捱打」,發展房地產,大片拆古蹟污染田園,秦國是中國GDP迷信加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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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哲學君王

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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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必也正名

香港在英治時代,有中國文化氣息。

單看官名:今日叫「政務司」,以前稱「布政司」。什麼叫布政?布衣黔首,布政就是老百姓的事務。今日叫「首席檢控官」,以前叫「按察司」,楊鐵樑大法官曾掌此職。「司」這個字,已經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諸葛亮說:「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今日叫「司長」,不中不西不日,實屬亂來。

孔子說「必也正名」。特區政府今日形象不堪,先是「名不正」之累。譬如「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務」一詞,純屬多餘。政府每一部門,都為處理事務而設。外交部就外交部,不必叫「外交事務部」,因為「交」就有「處理事務」之意。財政部和內政部,不必叫「財政事務部」和「內政事務部」,因為「政」就是事務。

香港特區的中文崩壞,特區政府又想破舊立新,以前所謂「港英」,已經為你設計好,不必叫「公務員事務司」,而叫「銓敘司」。銓敘,就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專管官員的聘用和考核,歸由六部的吏部名下。譬如唐朝,起用一個官員,要經「三銓」:吏部尚書,加上左右侍郎,也就是部長和副部長共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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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歷史

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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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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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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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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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邱博士診症

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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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送禮

農曆新年,大陸廣電總局禁止各地電視廣告有「送禮」二字,企圖遏止行賄。

送禮不一定是行賄,過年送年糕,中秋送月餅,香港的電視廣告,早在七十年代,農曆新年,也有許多糖果廣告:金杯朱古力和瑞士糖,都說一句濫調:「送禮自用,名貴大方」。

送禮本來沒有問題,令中文這個古老的「禮」字變質,禁止「送禮」的電視廣告詞彙,是這個所謂「三千年燦爛文化」的民族,出了腐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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