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天安門廣場

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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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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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方新聞霸權

非洲加納政府軍警殲剿來非法開採黃金的中國人,迄今擊斃數十人,拘捕幾百,場面相當慘烈。

這個時候,正是考驗香港的新聞傳媒,除了有多「自由」,還有多「專業」的歷史時刻。

香港的中國左傾愛國「知識份子」和「學者」,平時喜歡開論壇,或在冷氣間的辦公室寫論文,聲討「西方文化霸權」,包括「西方新聞霸權」,指摘英美的CNN、路透社、BBC,「壟斷」了新聞觀點,令中國人和第三世界,受到「西方霸權」的新聞傳媒潛移默化的「洗腦」。

很好。現在,非洲加納的愛國軍警,開始保衛家鄉,拿起武器而排華了(這是更「客觀中立」的「論述」吧,對不?),對於英美西方「文化霸權」國家,是黑人清剿中國人,並無西方白人死傷,加納的軍警,殺了幾多個中國人,「西方新聞霸權」不關心,非洲人殺了幾隻大象,西方人才覺得是大新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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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 –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 :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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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Continue reading 龍應台 –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