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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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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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加納政府軍警殲剿來非法開採黃金的中國人，迄今擊斃數十人，拘捕幾百，場面相當慘烈。
這個時候，正是考驗香港的新聞傳媒，除了有多「自由」，還有多「專業」的歷史時刻。
香港的中國左傾愛國「知識份子」和「學者」，平時喜歡開論壇，或在冷氣間的辦公室寫論文，聲討「西方文化霸權」，包括「西方新聞霸權」，指摘英美的CNN、路透社、BBC，「壟斷」了新聞觀點，令中國人和第三世界，受到「西方霸權」的新聞傳媒潛移默化的「洗腦」。
很好。現在，非洲加納的愛國軍警，開始保衛家鄉，拿起武器而排華了（這是更「客觀中立」的「論述」吧，對不？），對於英美西方「文化霸權」國家，是黑人清剿中國人，並無西方白人死傷，加納的軍警，殺了幾多個中國人，「西方新聞霸權」不關心，非洲人殺了幾隻大象，西方人才覺得是大新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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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 :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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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Continue reading 龍應台 –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