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檔案解密，顯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批示如果中國違約，英國會以「最強烈的態度提出交涉抗議」。
交涉和抗議，在強權的世界，只是徒勞。北韓多次襲擊南韓，爆炸客機、暗殺官員，還綁架日本人，美國譴責過，日韓也抗議交涉過，北韓的國家行為並無改變。
條約協議，信用為先，但信用、榮譽，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極權殊不適用。中國主辦北京奥運之前，也答應過開放新聞資訊。蘇聯和納粹德國，蘇聯和日本，也簽過「互不侵犯協定」，也都翻臉撕毀了協定。
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大戰的過來人，曾經納粹興亡，自然也很了解共產黨，她不是不知道。唯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以香港向中國示範了什麼叫做法治和理性的文明，英國對得起中國有餘。西方與遠東非親非故，英國殖民主義並無義務永遠做慣於自相殘殺的中國人的教師與示範單位。合法的土地租約期滿，不論中國想不想續約，英國都應該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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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舉，國民黨慘敗，連戰的兒子、國民黨前元老連震東的孫子連勝文，角逐台北市長，由於「太子黨」、「官富三代」、「二世祖」的一連串年輕人厭惡的頭銜，先帶頭仆了街。
國民黨之輸，輸在與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完全脫節。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世襲權力、家庭倫理、中華情懷，已經被人手一部美國蘋果iPhone6通通Delete。尤其是權力世襲。中國的太子黨上台，形勢明擺在那裏。如果國民黨認為政權在自己的子孫手上一代代傳下去最可靠，當年就不必辛亥革命。
不錯，美國的布殊家族，父親做完總統到兒子，哥當完，還想讓弟弟也過癮。克林頓做了兩屆總統，他老婆還想做。但人家是美國。美國從來沒有過帝制，美國人不相信什麼孔子儒家，美國人見到總統，不會像中國人一樣膝蓋一軟就想跪下來。連戰父子眼睛瞧着美國的布殊家族，但忘記了自己的膚色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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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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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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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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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聲稱遭到中資抽走廣告，財政抵制。
這家報紙的老闆是愛國親中人士，報紙言論，跟另一家「知識份子報紙」一樣溫和，都是在「希望國家好」的大前提，發表「建設性的意見」，希望如果「中南海諸公」能這樣這樣，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一類，本來極為無害。
但是「上面」不會理會你如何含情脈脈地「動機是好的」。「上面」有一套八十年的鬥爭策略：當口口聲聲「毛酋共匪」的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亦即「主要矛盾」收拾解決之後，一九五一年開始，尊稱「毛先生」、本着一片好意的文化知識份子、進步資本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到了這個階段，主要敵人不再是蔣中正和杜魯門，而是胡風、張東蓀、儲安平、羅隆基、章乃器這些從前的「諍友」和自己人。
遭到制裁的兩家報紙，主事人或許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何過錯。
不久之前，「國家」曾經請過你吃飯，請過你了解國情，參加學習班，而且國家也「肯定」過你，認為雖然大家看法不全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國家認為，你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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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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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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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