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喬治.歐威爾

陶傑 – Defining

「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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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點文史

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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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科學怪人

英國一項調查:在網絡和iPad世代,人類的智商下降。在沒有電腦的維多利亞時代,人類反而比現在聰明。

當然,此一調查,標明「維多利亞時代」,自然以英國為中心,因此不可以誤會:一九○○年的盧旺達非洲人,比今日的土著聰明。調查結果是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文思想家輩出,赫胥黎、達爾文、格拉士東、邱吉爾,還包括羅素,今日人才貧瘠。

英國來的朋友,聽說香港人懷念英治時代,笑說:「首相金馬倫,我們不想要,如果香港人想他來香港當總督,我們不介意轉讓。」

網絡時代,智商下降,因為這一代人不太懂得分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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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 – 為何中共與中國密不可分?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 中共破除迷信,為中國人另立新信仰,今日的中國人只會對金錢進行崇拜;
  • 中共破壞經濟,為中國人另立發展指標,今日的中國人只會視強拆強遷為經濟發展的一環;
  • 中共破壞環境,為中國人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今日的中國人絲毫不覺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的問題將會毀滅中國和全中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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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夢鄉

大陸「南周」事件,是圍繞着一個「夢」字的一場中國人的內鬥。事情是這樣的:中國的習總,先發表講話,指「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國的知識份子,感動流淚,覺得春天來了,即刻呼喊「中國夢,憲政夢」,這就得了禍。

共產黨改掉「南周」新年獻詞,換一條新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接近夢想」。意思就是:你說你要做夢,做一個中國的「憲政夢」,就是在罵我們共產黨沒有實施「憲法」。現在老子告訴你,雖然現狀是無法無天,但不實施憲法,就是「最接近夢想」的境界了。

內部的鬥爭,是「上面」有令:「中國夢,夢之難」這樣的字眼不准出現,而且「中國夢」也太「敏感」,因為「中國」一詞敏感,只可叫「家國夢」,立即改版,而且「新年特輯」的主題,只能叫「追夢」。

習總不是「強勢南巡」了嗎?看,我們習總講話的精神,就在中國的南方給消了音。這一巴掌,當然不是打在「南周」臉上給中國的「知識份子」看的,而是給世界,尤其是對習主席上台、香港鄰近地區會有「政改」的西方文明國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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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用子女的腳投票

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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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農莊 Animal Farm

很有啟發性的故事,希望大家思考一下自己身處的世界與故事中的場景有什麼關連。

作者:
George Orwell 喬治.歐威爾(1903-1950),英國小說家、散文家及評論家,出生於孟加拉。為人溫和,痛恨暴政,深富個人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被當時代的人稱為「當代的良心」。他在1930年代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之後和海明威一樣,他參加了西班牙內戰(1936-39)。此役之後,他反對共產主義而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變得更加鮮明。 Continue reading 動物農莊 Animal F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