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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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項調查：在網絡和iPad世代，人類的智商下降。在沒有電腦的維多利亞時代，人類反而比現在聰明。
當然，此一調查，標明「維多利亞時代」，自然以英國為中心，因此不可以誤會：一九○○年的盧旺達非洲人，比今日的土著聰明。調查結果是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文思想家輩出，赫胥黎、達爾文、格拉士東、邱吉爾，還包括羅素，今日人才貧瘠。
英國來的朋友，聽說香港人懷念英治時代，笑說：「首相金馬倫，我們不想要，如果香港人想他來香港當總督，我們不介意轉讓。」
網絡時代，智商下降，因為這一代人不太懂得分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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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大陸「南周」事件，是圍繞着一個「夢」字的一場中國人的內鬥。事情是這樣的：中國的習總，先發表講話，指「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國的知識份子，感動流淚，覺得春天來了，即刻呼喊「中國夢，憲政夢」，這就得了禍。
共產黨改掉「南周」新年獻詞，換一條新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接近夢想」。意思就是：你說你要做夢，做一個中國的「憲政夢」，就是在罵我們共產黨沒有實施「憲法」。現在老子告訴你，雖然現狀是無法無天，但不實施憲法，就是「最接近夢想」的境界了。
內部的鬥爭，是「上面」有令：「中國夢，夢之難」這樣的字眼不准出現，而且「中國夢」也太「敏感」，因為「中國」一詞敏感，只可叫「家國夢」，立即改版，而且「新年特輯」的主題，只能叫「追夢」。
習總不是「強勢南巡」了嗎？看，我們習總講話的精神，就在中國的南方給消了音。這一巴掌，當然不是打在「南周」臉上給中國的「知識份子」看的，而是給世界，尤其是對習主席上台、香港鄰近地區會有「政改」的西方文明國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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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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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啟發性的故事，希望大家思考一下自己身處的世界與故事中的場景有什麼關連。
作者:
George Orwell 喬治．歐威爾（1903-1950），英國小說家、散文家及評論家，出生於孟加拉。為人溫和，痛恨暴政，深富個人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被當時代的人稱為「當代的良心」。他在1930年代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之後和海明威一樣，他參加了西班牙內戰（1936-39）。此役之後，他反對共產主義而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變得更加鮮明。 Continue reading 動物農莊 Animal Farm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