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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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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蠟燭邏輯

一名強烈親中愛國人士兼新民黨員大聲疾呼,指二十五年前的「六四」沒有殺過人,愛國組織又另行「擺檔」,指出當年「六四暴徒屠殺解放軍」的「另類真相」,據說觸怒了很多巿民,包括良心知識份子,不過,文化多元,對於這些不同的「真相」,也應該多包容。

中國人活一輩子,彷彿就是為了發掘數不清的「真相」: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真相、林彪事件真相、薄熙來垮台真相、大老虎貪腐真相。今年香港「六四」,多了許多疑似施激將法、變相「催谷」人數的愛國中國人,指出六四沒有殺人。這些中國人到底是押注習近平永不「平反六四」,還是像智者李純恩的論述:如果出席燭光會的香港人今年「小貓三四隻」,表示本土意識高漲,「大中華膠」思想遭受香港下一代唾棄,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寧願燭光會滿座。

李純恩懂得中國的門道。「兩害相權取其輕」是高超的政治藝術,天真無邪的香港人,包括旺角師奶、社工、知識份子學者、報紙編輯,如果有這種智商,兩年前唐英年與梁振英相鬥,這些人就不會因厭惡唐先生的婚外情和僭建而聲稱「寧願揀隻狼」,現在,香港終於得到(Deserves)了梁振英,自作自受,實可喜可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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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人間喜劇

越南排中,國際普遍同情越南,包括曾經血戰過越南的美國,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美國和歐洲,覺得七十年代欠了越南一點人情債。

一九七八年,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推翻由中國餵養的波布赤柬血腥政權。

那時英美誤以為,越南的靠山是蘇聯,越南推翻赤柬,雖然是共產黨世界鬼打鬼的內戰,但英美擔心蘇聯在印支擴大了影響力,因此英美不承認越南扶植的洪森與韓桑林政權,仍在聯合國承認波布赤柬的所謂「民主柬埔寨」。

但是越共推翻赤柬,結束了赤柬三年的種族滅絕,將柬埔寨由一座人間煉獄,解放了出來。柬埔寨全民歡迎越南此一「外國勢力」入侵,獨中國反對。英美在躊躇之下,在聯合國仍投票支持早已倒台的赤柬政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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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再論「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騙局

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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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突然想起了魯迅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明天下午,紅色組織「香港行動」及「香港家長聯會」,將在旺角西洋菜街集會,揚言要聲討早前在街頭向警察高聲抗爭並說了句粗話的小學老師林慧思。著名填詞人林夕,昨在專欄說:「真假衞道之士卻對林慧思老師火力全開,只為她粗野又勇武地,為荒謬的將死的城市發出了幾聲咆哮?我城即使要死,死於偽善及語言潔癖,就太不值了。」

「荒謬的將死的城市」,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可詛咒的地方」嗎?至於這個本來是可愛的地方、可愛的時代,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也許我們就要從那個鬼節出生的人的上位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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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在港人哀回歸中他們慶祝歡呼

中共十一國慶日,網上有人稱為國殤日,因為自中共建政以來,據中共自己的計算,也有數千萬人非自然死亡,稱為國殤日並不過分。

自從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開始,香港7.1回歸日也漸變成港殤日了。每年這一天香港市民的大遊行不是慶回歸,而是哀回歸,除了表達種種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訴求之外,近年更大量出現懷念港英時代的龍獅旗。龍獅旗緬懷過去,也是對回歸的哀悼。

往年7.1,特府上午搞升旗禮、酒會,左派社團(也就是所謂愛國社團)也在上午搞慶回歸,巡遊;到了下午,就是充滿憤怒、不滿、哀傷的遊行。今年左派宣佈慶回歸活動,改為下午在18區及添馬艦舉行嘉年華,並發動近千商戶在當日下午2至5時、即遊行期間以低至五折優惠價「搶客」。

是「搶客」嗎?據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說,參加不同活動的人有不同理念;發動各業減價的工商聯會長李鋈麟說,即使參加遊行最多人的一次也只是50萬人,另外650萬港人要開心(慶回歸)要消費,故提供優惠。姑且不論不參加遊行的市民是否都歡天喜地慶回歸,就像吳克儉說不參加反國教的市民都支持國教一樣,鄭、李顯然都把遊行示威的市民排除在他們慶回歸和在當日幫襯減價商戶之外了。換句話說,意義不在「搶客」,而是在你們感到哀傷的時刻,來慶賀歡暢,就如同在人家辦喪事的時間場合飲酒慶祝歡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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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老巴剎之夜

人太精沒有用,計算得太盡,終必害了自己。鄭板橋「難得糊塗」,這句話很多人都聽過。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維根斯坦有一句話異曲同工:「切勿自處於精仔的荒瘠巔峯,下來吧,到傻仔的翠谷來。」(Never stay up on the barren heights of cleverness but come down into the green valleys of silliness)

這句話很難譯,因為英文的Clever,華文簡單的詞典一般譯為「聰明」,其實是「狡獪」。維根斯坦的意思是:太過工心計,即使上到頂峯,那裏只是一片瘠地;糊塗一些,下面反是幽翠的山谷。

香港的特首「選舉」,很貼切地,確是一場「豬狼」之爭。豬比較糊塗,狼則奸詐。特首「選舉」是一場欺詐之爭,只是沒想到,民國時代也靠欺詐起家的中共,也給欺詐了一道,把特首的座椅讓給了詐狼。

豬雖然糊懵一點,特首的獎品明明在嘴邊,也給狼叼了去,但聖誕前夕,豬唐與一眾好友會餐於「老巴剎」,新聞圖片所見,一行人開懷大嚼,又是紅酒,又是美食,就像維根斯坦說的翠谷裏的一個悠閒的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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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民望」何許

特首競選的國際鬧劇,由中國文化思維的角度,看出許多邏輯混亂的謬誤。

既是上面的「欽點」,不知從何時起,這場選舉,變成由「民意調查結果」,即所謂民望,來綁架的遊戲。

「民望」真的是一切?笑話。大亞灣建核電廠,當年有百萬香港市民簽名反對,民意調查的結果送去北京,理不理你?

中國人社會的「民望」,初一缺,十五圓,如果認真看,你就慘了。例如,毛澤東死的時候,你看新聞,全國一片黑壓壓的哀哭成一團,當年的外國通訊社,都驚呼「毛主席」雖然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但在中國人心中「民望」還驚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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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 –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Continue reading 沈旭暉 –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沈旭暉 – 給唐英年的信﹕Lend Me Your Ears, What Went Wrong?

Dear Henry (唐老)﹕

再次感謝上周出席Roundtable周年活動。有說你選擇那場合作深度發言,是因為我們太溫和而籠絡、或太反叛而立威﹕這是non-issue。有說那是準特首政綱﹕這更是non-issue,不就是一個市長麼。但你代表的50後青年觀如何產生,卻是issue。

不少前輩都是令人尊敬的老好人,說起青年議題卻往往不歡而散。為什麼?關鍵除了以往提及的「50後超穩定社會結構」,我想還有重要一環﹕若憑昔日情懷研判今日,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必有時代缺陷,可稱之為「50後超穩定認知結構」。你觸及的都是正面概念,問題一是主流50後和80後對同一概念有相反認知,問題二是雙方對這差異的本質欠認知,問題三是管治香港不能忽視這認知鴻溝。

這令人不安。

「唐五點」發表後,身旁很多青年不以為然,也有說你抽空而言其實頗有理。但就是後者,也希望你和周秀娜一樣,有衝動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基於這些迴響,我天真地相信作為當日主人家,有責任為你解構這認知鴻溝,說明何以同樣的五點必被相反解讀﹕ Continue reading 沈旭暉 – 給唐英年的信﹕Lend Me Your Ears, What Went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