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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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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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了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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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