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香港在英治時代，有中國文化氣息。
單看官名：今日叫「政務司」，以前稱「布政司」。什麼叫布政？布衣黔首，布政就是老百姓的事務。今日叫「首席檢控官」，以前叫「按察司」，楊鐵樑大法官曾掌此職。「司」這個字，已經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諸葛亮說：「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今日叫「司長」，不中不西不日，實屬亂來。
孔子說「必也正名」。特區政府今日形象不堪，先是「名不正」之累。譬如「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務」一詞，純屬多餘。政府每一部門，都為處理事務而設。外交部就外交部，不必叫「外交事務部」，因為「交」就有「處理事務」之意。財政部和內政部，不必叫「財政事務部」和「內政事務部」，因為「政」就是事務。
香港特區的中文崩壞，特區政府又想破舊立新，以前所謂「港英」，已經為你設計好，不必叫「公務員事務司」，而叫「銓敘司」。銓敘，就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專管官員的聘用和考核，歸由六部的吏部名下。譬如唐朝，起用一個官員，要經「三銓」：吏部尚書，加上左右侍郎，也就是部長和副部長共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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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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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