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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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