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六七暴動

陶傑 – 暴動是非

一九六七年反英暴亂,因為大紫荊愛國老英雄之死,又引發一場是非之爭。

有人倡議:要「重新評價六七」,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之前,「港英」治下的香港,窮人受壓迫,所以愛國同胞起來放炸彈,紅燒英國白皮猪、生劏警察黃皮狗,還是有道理。

英治時代,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確實有許多窮人。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難民大舉南逃,進入香港躲避的結果,中國的內戰,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難民湧來一百萬。不久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中國人,一九六二年,廣東飢民翻山越嶺,又逃來幾十萬。

英國人建公屋的速度,追不上中國蟻民逃避中國統治而用腳投票的逃跑速度,於是英國人慈悲為懷,撥出許多山頭,讓你木屋棲身。

英治時代,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的窮人不是英國製造的,是中國人殘酷不仁的政治的自我排洩。英國自己,戰後也很窮,艾德禮的英國工黨政府要派經濟學家凱恩斯借錢,英女皇沒有錢拿來香港派,美國教會的傳教士倒是派了不少奶粉。然後就是所謂「窮人受壓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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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唸口訣

槍擊刀砍新聞記者,在第三世界或專制國家,確實只是一種「文化」──如果烏干達總統阿敏和中非皇帝博卡薩的部落吃人肉,根據西方左派的社會學者,不可以列為「野蠻」(Barbarity),而只是獨特的「非洲傳統文化」的話。

容忍言論批評,讓新聞記者擁有自由,二百年來,只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語國家的文化。由伏爾泰開始到美國憲法的條款精神,美國開國元老傑佛遜說:「在沒有政府和沒有報紙之間,我寧願選擇沒有政府」。西方世界尤其英語國家,尊重新聞自由,有他們的傳統。

英國首相、美國總統、加拿大和澳洲總理,無論如何兇狠,名下統領幾多特務,看見動搖自己的權力的內幕報道,都不會對新聞人出動暗殺和暗算。

首先,暗殺和偷襲,在英語世界,是陰暗卑瑣的行為,英國講紳士精神,競技場上的Fair Play,應用在生活裏。與仇敵光明正大的決鬥,請評判站中間,雙方持鎗,背道而行,一聲令下,才向政敵開火──決鬥要講公平的規則,英語世界的紳士精神,為何是如此重要的文明?因為紳士原則,就不容偷襲暗算的小人和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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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 –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Continue reading 沈旭暉 –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