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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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聲稱遭到中資抽走廣告,財政抵制。
這家報紙的老闆是愛國親中人士,報紙言論,跟另一家「知識份子報紙」一樣溫和,都是在「希望國家好」的大前提,發表「建設性的意見」,希望如果「中南海諸公」能這樣這樣,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一類,本來極為無害。
但是「上面」不會理會你如何含情脈脈地「動機是好的」。「上面」有一套八十年的鬥爭策略:當口口聲聲「毛酋共匪」的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亦即「主要矛盾」收拾解決之後,一九五一年開始,尊稱「毛先生」、本着一片好意的文化知識份子、進步資本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到了這個階段,主要敵人不再是蔣中正和杜魯門,而是胡風、張東蓀、儲安平、羅隆基、章乃器這些從前的「諍友」和自己人。
遭到制裁的兩家報紙,主事人或許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何過錯。
不久之前,「國家」曾經請過你吃飯,請過你了解國情,參加學習班,而且國家也「肯定」過你,認為雖然大家看法不全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國家認為,你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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