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遼寧小販夏俊峰遭「城管」暴力欺凌，反抗刺死兩名「城管」，被判死刑。執行前一小時通知妻子探望。妻子想拍張照、擁抱一下，遭到「法院」拒絕。
殺人償命，在刑法上沒有話講。但是中國時時宣傳：「合情、合理、合法」，在「合法」之外，還要合情合理。
小販是社會的底層人，在街頭擺賣。夏俊峰賣點燒烤肉串，不是反政府的顛覆份子，與成千上萬順民百姓一樣，無權無勢，只想在艱難的夾縫中討營生。若是天生好勇鬥狠之輩，早就做了賊匪流氓。大陸不容民間組織，所以小販也沒有幫會，夏俊峰也不可能「尋釁閙事」，主動去毆打城管。
大陸的城管，是中國人社會狗腿家丁的基因變種。這個中國式的物種，幾千年沿襲下來，不知何故，或因教育低下，或因天生暴戾，有些微權力在手，對不相識的善良百姓，必有暴虐欺凌的一股強悍動物性，而且會將事情狠手做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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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時起，短訊交傳，時興講「中秋快樂」。
中國傳統的中秋節，天心月圓，追求的是一份自在圓滿，「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比所謂快樂，更高的一層境界。
「快樂」這個詞彙，概念完全是西方的：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快樂一詞一旦叫濫了，譬如「你Hap唔Happy」，即有一絲「越墮落越快樂」之現代惡俗。
中國傳統文化，「快樂」不是最高境界。「竹裏坐消無事福」，「福」比「快樂」更高。能享清福，是超越「快樂」的。「快樂」只是大氣層，而有福，是太空無重的層次。
「千里共嬋娟」是講不出來的圓融之感，而圓融，正切合中秋賞月的心情與期待。中秋的祝願是很抽象的，比「快樂」更難形容，就像佛家講的湼槃，比耶教說的天堂更高。住在天堂，據說有無窮的歡快，但湼槃了就不同，無所謂喜與悲，是人世無從領悟的大圓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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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文革作家金敬邁論中國極左，是真正的懺悔。他說：文革發瘋的，不是毛頭一個人，一幫奴才，煽動唆使，寧左勿右，最後一個民族全部發瘋，人人如此，這才最可怕最可怕。
金敬邁的小說「歐陽海之歌」，講一個貧農兒子找到了解放軍，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國文革官方指定為全國讀物，小學、中學、工廠單位，全部要「學習歐陽海」。
這部小說，小時候我也看過。歐陽海七八歲行乞要飯，乳名叫「小海」，討到地主家，地主放出一隻大黑狗，名叫「來喜」，向小海腿上咬了一口。小海拖着一條血淋淋的腿回家，大叫「我要報仇」。
小海盼望的「解放」，很快終於來臨，共產黨來了，捉了地主開清算大會。農民喧嘩臭罵地主，小海在人叢裏，提着一張刀，衝上台，將地主一隻耳朵硬生生割了下來。
那時我看到這裏，感到共產黨向下一代灌輸的仇恨教育之可怕。地主沒有施捨給你飯吃，很正常。今天大陸的窮人，一人拿一個碗，跑到大富翁馬雲的北京豪宅門口要飯，你看馬雲會給你飯吃呢，還是城管和公安一哄而上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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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芳苑
本書是一本宗教學的入門書，作者講述有關宗教學的各種定義，包括宗教學宗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等，同時亦介紹了現時仍然存在的各個宗教與神話。
宗教學是一門人文科學，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著手，當中包括歷史、現象學、心理學等等。
宗教的出現，隨了深深影響了人類的歷史外、它也會與當地的文化相互作用，例如基督宗教的理念，促使了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出現，甚至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雖然中國的墨家也有兼愛，但只屬小眾，難以與儒、道、佛分庭抗禮。
從道德觀來看：
嚮往功利主義、獨善主義 (如道教、民間信仰)
在東方，或許是我們缺乏一神論的宗教而民間信仰卻比較流行，形成了如香港的拜金主義。
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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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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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大陸廣電總局禁止各地電視廣告有「送禮」二字，企圖遏止行賄。
送禮不一定是行賄，過年送年糕，中秋送月餅，香港的電視廣告，早在七十年代，農曆新年，也有許多糖果廣告：金杯朱古力和瑞士糖，都說一句濫調：「送禮自用，名貴大方」。
送禮本來沒有問題，令中文這個古老的「禮」字變質，禁止「送禮」的電視廣告詞彙，是這個所謂「三千年燦爛文化」的民族，出了腐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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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瞭解中西文化的差別，我會向外國的朋友推薦，從「奴才」這個詞開始。
奴才是不是英文指的 Slave？不。 Slave是奴隸，是羅馬帝國的底層，在中國，奴才是現在式和未來式，在西方，奴隸已是過去式。奴才不是奴隸，最大的差別，是當奴隸，是絕不甘心情願，奴隸是被動地加諸於命運，像非洲的黑奴，因為歐洲商人用鎗炮架在脖子上的征服和販賣。
在西方的奴隸史上，有許多勇於反抗的英雄，像二千年前斯巴達克的起義，到二十世紀，曼德拉領導黑人立國。奴隸有機會就會反抗，因為他知道他的人格不完整，他的人權受剝奪，奴隸心中往往有一團怒火，奴隸貧窮，奴隸如牛馬。
但中國盛產的奴才卻不同。奴才首先是甘願當的，歷代的太監，許多主動淨身，且還爭先恐後想做。奴才不但從不會想過反抗，而且把一份奴性活在人格上，發揮到血液中，銘刻在每一顆胞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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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戈
全書分為四篇，以帝王、臣相、后妃與宦官人物的故事去透視中國封建帝制的陰謀政治。
若果換另一個角度，把此書作為歷史故事亦不減趣味。
越看得多就越覺得中國即使有二千多年歷史，但在民智與制度上面從未有進步過，特別是讀到宦官的那篇，便會想到很多擁有做太監潛質的議員和政府官員。哈哈，可惜他們不是活在過往的封建時代，否則他們一定可以撈到更多油水。
當然儒家歷史上還有很多出色的賢明之人，特別深刻的是晏嬰與齊景公的故事。可惜的是這些人一直都未能換醒中國人的心靈。其中儒家在中國社會上有最大的影響力，但可惜的是當時沒有普及教育，加上大部份可以接觸到的人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反而深陷在君臣倫理之中，知小仁而不知大仁，使到這封建制度更穩如泰山。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