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悲劇的源頭，是兩千二百年前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
什麼叫劣幣驅逐良幣？戰國七雄，除了秦國，其他六國，都比秦國文明進步。齊國是孔子的故鄉，重文學、倫理、道德，保留了周禮的華夏正統，而且工商業發達，像今日的英國。
楚國是老莊哲學的發源地，還有屈原的楚辭。楚國浪漫而精緻，像今日歐洲的法國。
至於趙國，商業也很旺盛，都城邯鄲是當時的商業中心，山西歷代的「晉商」，就是趙國傳下來的基因殘餘。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紀律訓練，也有幾分德國卑斯麥的風格。
燕、韓、魏，算是小國，卻都講點道理，不算殘忍。只有秦國，絕不崇尚仁義禮樂，而是對國民生計有直接利害的墾荒、開塞、農戰、攻伐。秦國不理會道德和人倫，只講生存功利。所謂「發展是硬道理」、「落後就要捱打」，發展房地產，大片拆古蹟污染田園，秦國是中國GDP迷信加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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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社會，要做到「不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四周中國式的喧噪之中，不要隨一般中國農民狹小的視野和見識，勿為其帝皇奴民之意識病毒所侵惑，培植最基本的抗疫力，是配備（Equipped with）西方的邏輯思考。
邏輯學是西方文明之根本，為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無。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邏輯學，衍生了理性的思考。雖然在黑暗時代因教廷而壓抑思想幾達一千年，但壓不住的，文藝復興和科學，西方產生了達文西、牛頓、達爾文，脫穎而出，將伊斯蘭和中國拋在後面，而領先於世界。
中國人沒有邏輯思考力，你要有，而且還要讀通中國的歷史，再以西方的邏輯思考、配以英國人講的Common sense，驗證中國式思維的千百謬誤。
譬如，中國人最喜歡講「以法治國」。但是他們的「法治」，絕對不是西方的Rule of Law。中國自己的「法治」源自法家。法家的始創人，是春秋的管仲。管仲說：「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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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真正的民主，但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譬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產物。李光耀是一杯歷史運勢調校出來只此一家的雞尾酒。李光耀集兩千年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維多利亞時代以後英國的法治理性、德國的優生學和紀律於一身，而且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共產赤化亞洲的洗淬精煉，李光耀可以不給新加坡人民主，但能保持公正，李光耀的新加坡不止是一個獨特的國家，而且是一件作品。
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華人國家和地區，不要做夢，絕不可能做到。首先，李光耀是客家人，也是華裔，但絕對不是中國人。李光耀是劍橋出來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劍橋也是凱恩斯的思想故鄉，因此李光耀相信政府權威的干預，但由於劍橋是一所鼓勵叛逆的學堂，李光耀天不怕地不怕，七十年代，可以在東南亞的赤禍和伊斯蘭國家的團團包圍下，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將新加坡建成自己的理想國。
新加坡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有法治，也有人治；有理性的制度，其中又有家長的獨裁。新加坡的淡馬錫，由李氏家族掌控，國家就是他的資產，但李光耀一家從來不滿身穿名牌，他的孫子不會在烏節路百哩時速開法拉利，而且從來不將國家資產，化為個人在加州的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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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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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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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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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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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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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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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新校長人選，果然掀起政治風暴，產生種族主義攻擊，指這個英國人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對香港的社會撕裂一無所知，所以沒有資格來。
英國人應徵這個職位，而且通過遴選，當初你港大在西方文明國家的報刊登招攬廣告，並無註明要了解中國、懂中文，現在無端端一個糞殼子當頭扣上來，並遭港大自己的醫學系教授破口大罵：「無能、無知、無心」（Incompetent，Ignorant，Heartless），當做一名罪犯來展開中國人的公審。這個英國學者本來不了解中國，只知道有幾家「孔子學院」，他或許以為中國人信奉孔子的仁義禮智、溫良恭儉，現在，對於中國，他了解了。
至於香港的什麼「社會撕裂」，並不是香港大學的歷任校長造成的，應對「社會撕裂」，是香港梁班子的責任，中國人自相殘殺，是你自家的事，跟一名英國白人出任的大學校長職務有何關係？當初港大在國際招聘，既沒有講港大校長要幫忙修補「社會撕裂」，如同沒有講明，哪一個港大女生在宿舍失了身，哭着找校長，英國人新校長要負責替她修補處女膜，香港大學裏中國式那副流氓德性，發作起來，倒也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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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