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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人命是不平等的

巴黎「查理周刊」屠殺,法國三百五十萬人上街哀悼。有左膠「客觀持平」地質問:與此同時,非洲的尼日利亞,也發生恐襲,死了二千人,為什麼沒有三百五十萬人上街哀悼呢?「雙重標準」,這樣算不算種族歧視呢?

生為左膠,必屬唐氏綜合之智障,這就是一例,但左膠與智障者的分別,是唐氏綜合症的是病人,會安於接受治療,但左膠永遠以為他們應拯救世界。

巴黎的恐襲死者是法國人,血濃於水,恐襲死者是同胞,悼念當然以法國人為優先。非洲的什麼尼日利亞,不是法國的殖民地,早已獨立,也不是法國的藩屬,莫說死了兩千,即使死二十萬,法國人沒有義務要發動三百五十萬公民上街悼念。

外界的人,為哀悼巴黎,當然也遠多於哀悼尼日利亞的恐襲。因為法國是西方文明的大股東之一,二百年來,對人類生活時尚品味,有極大的貢獻。法國人天生是優越的。正如動物界,孔雀受到讚美,而麻雀不會。同樣是禽鳥,孔雀和麻雀,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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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歧視的境界

文明和野蠻之間,永遠無法妥協,也不可能溝通,這個世界,才有名正言順的歧視。加拿大、美國、英國,都有反歧視的法律,但是普京出席澳洲主辦的G20,就公開受到歧視,沒有人願意理睬,普京灰溜溜,提早退場,這就是對俄國的歧視。

朋友的兒子就讀英國一家寄宿學校。有一天,他班上一個俄國同學玩欖球時受了傷,去衛生室包紮。衛生室的兩個醫護士,對中學生一視同仁,很關懷呵護,一面包紮,聊天隨口問:你爸爸在俄國做哪個行業?小孩答:他做軍火生意。一室馬上靜下來。醫療依舊,但人人不再說話,臉色肅穆。

小孩感到氣氛不對,學校員工因為他父親,對他轉為冷淡。這就是歧視了。我告訴朋友的孩子:這樣的歧視,很好,是一種公義。當然,子女無辜,心裏不舒服,但他父親製造的軍火,在世上殘殺了幾多父母,造就幾多孤兒,遠遠超過「心裏不舒服」,一生無依而傷痛。讓這個孩子感到受歧視,他就會轉而怨恨他罪惡的父母。這樣的後果,也是一種公義。

人生的許多抉擇,是基於歧視而達成的。譬如,你選擇移民的國家,是白人為主流的加拿大、澳洲、美國,因為你堅信耶教文明衍生的自由、寬容、人權,對生命的尊嚴保障,比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津巴布韋高等。你家中收藏的音樂CD,是海頓、貝多芬、蕭邦,而不是東南亞土著為香港旅行團晚膳時敲敲打打的竹子和幾根粗絃。身為中產階級家長的你,讓女兒學鋼琴,因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證書,你為什麼不叫她學拉二胡、腰間繫一隻小紅鼓、咚咚鏘、咚哩𠾐咚鏘地跳紅綢舞呢?你不愛國呀?不,你歧視,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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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補課

總統奧巴馬說,美國準備制裁俄國,即使制裁令本國經濟受損,總統呼籲,國人準備承擔。

烏克蘭總理也公告國民:因為克里米亞之亂,烏克蘭可能破產,經濟會不景氣,他呼籲烏克蘭國民準備勒緊褲頭,緊縮一段時期。

「殺敵三千,自損八百」,一切對抗行為,都要付出代價。有時是金錢,有時是其他利益,有時是生命。但除非投降,如果要尊嚴,守住原則。那麼你口袋裏的錢會少一點,你過的日子不會像以前般舒適,甚至會流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軍轟炸英國,倫敦到處殘垣敗瓦,英王喬治夫婦訪察災區,倫敦婦女協助救援,因為缺少防空洞,市民疏散,席地在地鐵站的月台渡宿。這場轟炸,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The Blitz。

戰勝之後,國家負債纍纍,殖民地相繼獨立,海外的市場和資源沒有了。首相艾德禮厲行節儉緊縮,國民不哼一句,豬肉和雞蛋,一直定額配給發售,直到一九五五年,這緊縮的十年,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叫Au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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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收外國人的錢

梁特突然被爆出曾收受澳洲企業現金四百萬鎊,共五千萬元,一次收款,不必繳稅,而且無條件,不必提供服務。

親中愛國陣營,也就是所謂建制派,職責所在,一定要支持梁特,都要說收這筆錢,沒有問題。但是人性的嫉妒是天生的,五千萬元現金,幾多親中愛國人士在工會、在愛國教育單位,愛國愛港之一生一輩,都打拼不到一個零頭,你梁特從外國人手上一次肥爽,錢包滿溢,然後又轉戰另一條線,當特首了。對於擁有國際行政視野的人,這種交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中國人天生有很強的紅眼症,可以論斷,越是愛國奉命挺梁的中國人,此時此刻,心中越不是味道。

尤其是「收外國的錢」,特別容易引起中國人的情意結。為什麼外國人給你錢而不給我?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即西方人,對專業的要求極高,錢不是亂砸的,外國人越能將錢花在你身上,證明你越出色,像九十年代,荷李活投資一億美金,讓我們香港大導吳宇森(John Woo),夥拍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拍職業特工隊。所以當我聽到澳洲的企業在全球十三億華人之中,獨肯送梁特五千萬元,我認為梁先生必是非常卓越的人才。

如果想少一點激憤,多一點和諧,必須學會包容、平常心,學習壓抑「收外國的錢」此一情意結,而明白能贏得外國人的錢,由瑞典人給錢的諾貝爾得獎人莫言,到拿日本人錢的孫中山;由拿俄國人共產第三國際的錢的周恩來到拿澳洲人錢的梁特,必定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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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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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只怪哈佛

中國必定要「統一」台灣,表面上是「維護領土完整,神聖原則不可侵犯」,但烏蘇里江以東和黑龍江以北,那一片中國領土更大,也一樣「神聖」,為何那一大片有四個法國大的領土,正式送了給俄國?

因為這是個心理學的問題,黑龍江以北那一大片,贈送給俄國,中國領導人每一個,在骨子裏都戀慕馬列主義的蘇俄,正如香港人今天還在戀慕彭定康的英國。愛是盲目的,毫無理性可言。

二來烏蘇里江那邊沒有什麼人居住,一片寒天瘠土。中國帝皇權力的原始心理學,是以自己的意志施加於人身上,我要「管理」你,受到我的意志支配的,一定要是人,而且數量越多,越有快感。

黑龍江以北只有幾隻黑熊,沒有什麼人,台灣卻有二千三百萬人,而且看上去自由自在,活得很好。明明一樣的「炎黃子孫」,一九四九年,我本來就該追擊你,武力令你歸順,但這件事沒有完成,你這兩千萬人逍遙在我權力的版圖之外,就像一個極度潔癖的人,看見牆上有一塊泥漬,不抹掉,心中有如刀割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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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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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淚芭蕾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總監,被人淋了鏹水。不下於印度的輪姦案,所謂「金磚四國」,其中一個固然永不必再論,俄國和印度,不論經濟多增長,證明離現代文明尚遠。

俄國的芭蕾舞有兩大流派:以聖彼得堡為中心,比較受法國宮廷影響,由沙皇傳下來,風格古典而拘謹,叫做基洛夫芭蕾團(Kirov)。基洛夫是一九三四年被史達林暗殺的共黨異議分子。另一派以莫斯科為基地,芭蕾的風格有點改革,舞者的動作從下身釋放出來,豪放一些,上軀也增加一點動力,有現代風。

就像烹飪,南北菜系,俄國芭蕾這東西兩宗,基洛夫與歐洲相近,比較受西方歡迎,莫斯科大劇院這一支,卻另有俄國本土風格。

芭蕾舞是殘酷的藝術,尋常女兒家,沒有天份和意志,不要進這一行。美國黑人女明星沙丹娜(Zoe Saldana)說:「芭蕾我沒再學下去,因為我發現有一部份自我死了。」(I had to quit ballet because it felt like a part of me was dying inside me)這是很撕心裂肺的真話。小女孩學芭蕾,像中國的柔軟體操培訓,不斷受到苛斥和否認。不,不是這樣,重新再來。不,你做得不夠好。一雙芭蕾舞鞋,是血淚灌溉成的一株百合,即使成長了,芳香也帶着飲泣,淒美不忍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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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俄國鎗擊案

議員「長毛」率眾擾亂一個論壇,判囚兩月。

法官的判詞,講了一番大道理:你「長毛」爭取民主,堅持始終,年輕人應該學習,但刑毀公物,滋擾公安,一定要判囚。

判決之後,我認識的一些人都叫好:抵佢死啦,最憎這種行為啦。

我微笑聽着,沒答話。在一個紛亂而愚昧的社會,許多時候,像英文說的:保留你的意見(Reserve your opinion),更好。

但我想起俄國史上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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