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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仇富新識

香港和中國大陸流行「仇富」

仇富問題,需要一點理論。方今之仇富,不是要搞社會主義,與當年列寧共產仇恨工業資本家不同。

首先要定義一個「富」字。昨天的富,因世界尚在工業時代,美國的福特、卡耐基,中華民國的榮德生、包玉剛,皆是用一雙手幹出來,一雙腿跑回來,前半生一件汗衫,一雙舊鞋,把機器、汽車、輪船,辛苦的打賺而得。

那樣的富,美國沒有事,一直都鼓勵,在遠東,偏偏要煽動農民鬥地主的愚昧之仇,三千年的文化,就此毀滅,七八億人口,還原為思想的癡呆。

但是今日之「仇富」,要問一句,「富」從何來?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仇富新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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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仇富解剖

香港明明在鬧「仇富」,特府師爺班子急忙否認,指「仇富」只是「誇大其辭」,市民只是對政府「扶貧政策力度不足」覺得不滿。
 

扶貧力度不足,那就「加大扶貧力度」好了,但「扶貧」加大到什麼力度?增加綜援?增加老人金?還是像法國政府那樣,為全民確立「退休保障」,六十歲之後,可終身領取薪金的八成?

「扶貧」再「加大力度」下去,必違反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事實上,特府的最低工資,在技術上,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五條。
哪些政策是社會主義,哪些不是,由誰來詮釋?「人大常委」、北歐的挪威和芬蘭政府、倫敦大學社會系教授,還是叫問米婆請來馬克思?難怪城中有富豪公然抗命,聲言「錢是我的」,就是不捧場。因為「關愛行動」明顯「政治化」,扯上特首寶座之戰,政府製造政治紛爭,無端生事,又何其假?

香港上一代富豪多白手起家,他們是香港人的一份子,而不是剝削者。那時的地產商不賺盡,市價每呎一千,只收七百,讓接貨的人有水位可撈。今日的富商,其中三兩個巧取豪奪,毫無底線,結果是民憤直指全香港的富人。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仇富解剖

富人移民潮與中國社會的無恥

    小時候我們院子裡有個掃廁所的老頭,看上去傻乎乎的,大家都看不起他。後來有一天,他突然成了新聞人物,因為他的兒子為了搶救國家財產被燒死了,成了革命烈士。開追悼會的時候,單位裡卻不准他這個父親去參加,因為他是“外國特務”。大人們私下裡議論,說這也太不像話了。我們那時候小,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個特務,但從此對他更加加強了革命警惕性。
 

    改革開放以後,這個老頭走了,回省城了,後來又到美國去了。我們這才陸陸續續聽到關於他的一些事情,原來他是解放初跟著錢學森一起回來的科學家,建國之初,一腔熱血,放棄美國舒適的生活條件,回到祖國,一心要為建設強大的祖國做貢獻。回來的時候,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可是回來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勞動,天天掃廁所,最後不知怎麼又成了“外國特務”。文革中,他的夫人給整死了,唯一的兒子又成了革命烈士。而他卻連兒子的追悼會都不能參加。
 

    他後來回了美國,再也沒有回來。據說他走的時候,對朋友說:“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不值得愛。”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說了這個話,但我相信很可能他確實說了這樣的話。 Continue reading 富人移民潮與中國社會的無恥

安裕周記 – 仇富定係仇窮?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仇富。翻開近幾個月的印刷刊物,周刊日報都有這兩個字,彷彿一下子香港的富人都活不下去了,因為窮光蛋天天叼念追着他們來打,要分他們的家當,要把共產共妻的思想從解放前的中國大陸移植來香港抽新枝發嫩芽。可是到底哪個富人惹人仇讎卻沒有一個活生生例子。我的經驗和這稍微有點不同。九十年代初我從美國回來後聽到的第一個黑色笑話是這樣的﹕貧賤不能移,停頓半秒之後迸出最後一個字﹕民。那年那月是人人大包小包往美加英澳移民的日子,是的,那是跳船逃難的壯觀景象,是把沒法子東遷西移的窮人都丟給共產黨的日子。仇窮都來不及,哪有時間仇富,咪玩啦,香港人。
 

我是靠看電視過假日的典型香港人,過去三年唯一令我感慨萬千的電視節目是一個叫何喜華的頭髮斑白男子的訪問。他是社工,講的都是普羅大眾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低下層生活難熬的事實。不是說他噙着眼淚講香港貧窮問題我才感到百轉千迴,而是節目第二天我去灣仔一家上海店理髮,幾個師傅都六七十開外,如果家裏條件好的大概不用一把年紀站一整天替人剪那三千煩惱絲。我一面閉目養神,腦勺子上剪刀如飛,師傅扯大嗓門說到何喜華訪問。師傅說,抵佢死,成日示威有乜用?坐在斜對面的是另一對師傅和老主顧,半躺椅上修鬍子的是老人,和師傅正有一搭沒一搭講樓股講加拿大花園屋。我雖看不到他倆的神態,但光聽都聽得出那是充滿敬畏和傲慢的對話。 Continue reading 安裕周記 – 仇富定係仇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