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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董伯說反共

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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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宗師

李光耀是史詩級的國際政治家,人生歷盡二十世紀的激進和凶險。今日許多人,跟在另一些人的後面,稱頌李光耀治下的「經濟成就」,皆瞎子摸象。首先,他們不敢講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從何而來。

李光耀為什麼「專制」?因為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在南洋,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的主要動力是共產黨。

李光耀是華人世界中最早認識到殖民地獨立,絕不可以由共產黨來支配的第一人。李光耀的「專制」,有強烈的道德原因:如果不「專制」,新加坡在五六十年代,早已赤化。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在冷戰時代,都一樣「專制」,不然,就淪為越南、寮國、赤柬高棉的悲慘命運。

李光耀戰後在劍橋讀經濟。劍橋是凱恩斯左翼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發源地。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李光耀也認同,新加坡的家長式干預型,你認為是「專制」,但源起卻是社會主義的均富主張,李光耀的「專制」,其實很左;他一生堅定的反共,卻又相當的「右」。

李光耀又崇尚資本主義,他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想,他說過:「我只是厭惡列寧主義的共產暴力。」李光耀是一個理性、冷靜、清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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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反中是妄想

上水變身為水貨消費城,殖民地時代的村店風味沒有了,變成藥房超市城,店舖租金跟尖沙咀差不多,油鹽奶茶咖啡的物價也漸與香港的中環看齊。

換了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乘腳踏車上班,小運河縱橫,阿姆斯特丹市民絕不容許五百年的風味之城美國化,變成紐約第五大街。意大利的威尼斯,也不會讓滿街的小店變成只賣奶粉、鑽石珠寶、成藥的香港銅鑼灣。

因為阿姆斯特丹市民和威尼斯人,覺得一個「錢」字,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不要「全球一體化」,即使「一體化」帶來他們祖輩十代都想不到的金錢收益,他們以阿姆斯特丹歪斜三百年的舊房子和腳踏車為傲,以河道的貢都拉木船為樂。你告訴他們:不如將舊房子都拆掉,將落後的貢都拉換成快艇,像中國杭州的西湖,這樣會帶來更大的「發展」,會有更高的GDP,你們可以賺更多的錢。他們會對你搖頭,說:我們不要那麼多錢。

因為他們是歐洲的白人,這就叫「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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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往事千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佔中」學運,發生在何時?

最早而最大規模的,應該是北宋的「伏闕上書」事件,為首的「學者」,是一個叫陳東的教授。

像「佔中三子」一樣,陳東領導一群太學生,曾經上書宋徽宗,要求罷誅向金國侵略不抵抗求和的宦官童貫、蔡京等六人,並稱「六賊」,宋徽宗那時還「體察民意」,將「六賊」革除,也殺了幾個,陳東上書,很有影響力,改變了皇帝的判斷,於是聲威大盛。

不久之後,金兵分兩路南侵,要宋朝割地,宋徽宗退位,欽宗繼位,想棄京逃跑。兵部尚書李綱──相當於國防部長──極力反對,主張拖延,等援軍到了再反攻。宋欽宗將李綱解職。

陳東不認識李綱,對這位主戰的高官很佩服,率領了幾百個太學生。擁到東京皇宮的宣德門外,上書請願,跪下來伏拜,要求朝廷官復李綱原職,並懲辦主降派。

幾百個學生知識份子一行動,東京的百姓大受感動,不約而同,湧到宮門前,聚集了幾萬人。集會本來很「和平」,但主降的大臣李邦彥從皇宮出來,集會的百姓看見了,紛紛追着李邦彥大罵,有的還拾起地上的瓦片石頭向李身上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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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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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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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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