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董伯說反共
李光耀是史詩級的國際政治家，人生歷盡二十世紀的激進和凶險。今日許多人，跟在另一些人的後面，稱頌李光耀治下的「經濟成就」，皆瞎子摸象。首先，他們不敢講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從何而來。
李光耀為什麼「專制」？因為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在南洋，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的主要動力是共產黨。
李光耀是華人世界中最早認識到殖民地獨立，絕不可以由共產黨來支配的第一人。李光耀的「專制」，有強烈的道德原因：如果不「專制」，新加坡在五六十年代，早已赤化。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在冷戰時代，都一樣「專制」，不然，就淪為越南、寮國、赤柬高棉的悲慘命運。
李光耀戰後在劍橋讀經濟。劍橋是凱恩斯左翼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發源地。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李光耀也認同，新加坡的家長式干預型，你認為是「專制」，但源起卻是社會主義的均富主張，李光耀的「專制」，其實很左；他一生堅定的反共，卻又相當的「右」。
李光耀又崇尚資本主義，他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想，他說過：「我只是厭惡列寧主義的共產暴力。」李光耀是一個理性、冷靜、清晰的人。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大宗師
上水變身為水貨消費城，殖民地時代的村店風味沒有了，變成藥房超市城，店舖租金跟尖沙咀差不多，油鹽奶茶咖啡的物價也漸與香港的中環看齊。
換了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乘腳踏車上班，小運河縱橫，阿姆斯特丹市民絕不容許五百年的風味之城美國化，變成紐約第五大街。意大利的威尼斯，也不會讓滿街的小店變成只賣奶粉、鑽石珠寶、成藥的香港銅鑼灣。
因為阿姆斯特丹市民和威尼斯人，覺得一個「錢」字，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不要「全球一體化」，即使「一體化」帶來他們祖輩十代都想不到的金錢收益，他們以阿姆斯特丹歪斜三百年的舊房子和腳踏車為傲，以河道的貢都拉木船為樂。你告訴他們：不如將舊房子都拆掉，將落後的貢都拉換成快艇，像中國杭州的西湖，這樣會帶來更大的「發展」，會有更高的GDP，你們可以賺更多的錢。他們會對你搖頭，說：我們不要那麼多錢。
因為他們是歐洲的白人，這就叫「文化差異」。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反中是妄想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佔中」學運，發生在何時？
最早而最大規模的，應該是北宋的「伏闕上書」事件，為首的「學者」，是一個叫陳東的教授。
像「佔中三子」一樣，陳東領導一群太學生，曾經上書宋徽宗，要求罷誅向金國侵略不抵抗求和的宦官童貫、蔡京等六人，並稱「六賊」，宋徽宗那時還「體察民意」，將「六賊」革除，也殺了幾個，陳東上書，很有影響力，改變了皇帝的判斷，於是聲威大盛。
不久之後，金兵分兩路南侵，要宋朝割地，宋徽宗退位，欽宗繼位，想棄京逃跑。兵部尚書李綱──相當於國防部長──極力反對，主張拖延，等援軍到了再反攻。宋欽宗將李綱解職。
陳東不認識李綱，對這位主戰的高官很佩服，率領了幾百個太學生。擁到東京皇宮的宣德門外，上書請願，跪下來伏拜，要求朝廷官復李綱原職，並懲辦主降派。
幾百個學生知識份子一行動，東京的百姓大受感動，不約而同，湧到宮門前，聚集了幾萬人。集會本來很「和平」，但主降的大臣李邦彥從皇宮出來，集會的百姓看見了，紛紛追着李邦彥大罵，有的還拾起地上的瓦片石頭向李身上扔。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往事千年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又見「歧視」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省回這口氣
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中國的民族性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