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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包容」的中國難題

中港糞便戰,禍啟於「包容」二字。

中國人社會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包容」。你走進奥地利維也納的金色大廳,聽一場柏林交響樂團,試一試穿拖鞋、T恤,拿一隻手機,在人家演奏莫扎特交響曲二十一號到一半時,手機的音樂響,你接上,「喂、喂」吼幾聲,高叫:「給我進兩個億中移動股」,一面放一個響屁,再關機,你看四周的白人,對你包不包容?

除非這個金色大廳,由陝西來的農村企業包了場,演唱紅歌,全部招待歐洲華僑。你在廳裏脫上半衣,一面搔腳,一面和唱「南泥灣」,四周操北方話、覺得自己生活得強大而幸福的中國新移民,當然會「包容」。

中國人的「包容」,不是對異見、創造、個人性格的包容,而是對一個農民社會骯髒卑穢的多樣生活陋習超乎人性常理的承受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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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小馬哥大問題

台灣大學生佔領了立法院之後,又轉攻行政院,闖進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辦公室翻看文件,如此悲壯聲勢,自「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而火燒趙家樓以來罕見。

中國發動輿論攻勢,大罵台灣大學生是「紅衞兵」。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大學生即使街頭抗爭,也只上承中華民國的五四運動傳統。「紅衞兵」是大陸毛澤東的基因獨家,其他國家,不可能複製,砸毀孔廟,破壞文物,而且上有一名赤色教主。台灣大學生沒有用鞭子抽教授,沒有當場打死中學校長,更沒有闖進故宮博物院。所以台灣「紅衞兵」之說,低智商的人才會相信。

馬總統如何應對,令人擔心。小馬哥是一個潔癖的政治小白臉,尤為注重「國際形象」。現在,英國鴨巴甸大學的政治系洋人教授──要強調不是華裔,而是洋人──開腔了,越洋責備我們小馬哥:你用棍棒打學生,你跟鄧小平和共產黨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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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一地碎玻璃

台北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馬小九與大陸的服務貿易協議。抗議的人以「香港之死」為例,警告「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原來香港已經變成台灣的反面教材。這樣一來,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垂範作用」,不但毫無吸引力,而且還有反面的阻嚇和警惕,已經完全沒有意義。

其實,台灣從邁出普選總統的一日,香港對台灣的「櫥窗作用」,早就完結。

台灣已經可以民選總統,如果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台灣的總統,降格為「特首」。然後香港特首由一千二百人小圈子來「選」,或者雖全民有得投票,但候選人卻由中國先「篩選」,這個不許報名,那個也不准入閘。對於早就兩黨自由競爭、兩黨按巿場而自由決定入閘候選人的台灣,香港這個「櫥窗」,早就由中國用石頭砸破了玻璃,裏面的貨,自己掃掉。

香港不但「垂範台灣」不成,還變成令台灣更抗拒「統一」的反面教材。既然這樣,就對中國形成兩個邏輯問題:一,既然今日,則當初何必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主權?二,但不收回也收回了,台灣既然已完全不信這台戲,則再「一國兩制」下去,對中國又有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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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亞洲價值觀」

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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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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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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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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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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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亨小傳

小說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在今日的大陸,原來直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

要比拼創意和想像力,自然是「大亨小傳」勝許多籌。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英語作品的翻譯都有心思:Gone With the Wind譯為「亂世佳人」,勝過洋場上的「飄」。當然,如果在今日貧瘠的時代,只會譯為「跟着風而去」。

還有香港譯的意大利黑白電影「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大陸叫「偷自行車的人」,不止嚕囌,而且中國語文的根底不好。「單車竊賊」以四字見勝,因為中國最早的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由四字一組開始:出入平安、五福臨門,「竊」是文言,五十年代香港比中國更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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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 – 為何中共與中國密不可分?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 中共破除迷信,為中國人另立新信仰,今日的中國人只會對金錢進行崇拜;
  • 中共破壞經濟,為中國人另立發展指標,今日的中國人只會視強拆強遷為經濟發展的一環;
  • 中共破壞環境,為中國人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今日的中國人絲毫不覺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的問題將會毀滅中國和全中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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