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中華民國

陶傑 – Marketing

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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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董伯說反共

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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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終究無欠

外交部檔案解密,顯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批示如果中國違約,英國會以「最強烈的態度提出交涉抗議」。

交涉和抗議,在強權的世界,只是徒勞。北韓多次襲擊南韓,爆炸客機、暗殺官員,還綁架日本人,美國譴責過,日韓也抗議交涉過,北韓的國家行為並無改變。

條約協議,信用為先,但信用、榮譽,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極權殊不適用。中國主辦北京奥運之前,也答應過開放新聞資訊。蘇聯和納粹德國,蘇聯和日本,也簽過「互不侵犯協定」,也都翻臉撕毀了協定。

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大戰的過來人,曾經納粹興亡,自然也很了解共產黨,她不是不知道。唯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以香港向中國示範了什麼叫做法治和理性的文明,英國對得起中國有餘。西方與遠東非親非故,英國殖民主義並無義務永遠做慣於自相殘殺的中國人的教師與示範單位。合法的土地租約期滿,不論中國想不想續約,英國都應該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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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不學中史也好

特府取消了中學歷史科,嚴格來說,不是壞事。中國歷史課本有許多謊言,香港學生費時間讀,會越讀越蠢。

譬如,清末民國史,講到孫中山推翻滿清,有所謂「惠州起義」,失敗之後,又「武昌起義」。

但是所謂惠州起義,是由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他的副手後藤新平資助而支持的。如果兒玉是中國歷史教科書所說的「帝國主義者」,那麼「惠州起義」,又不知「義」在何處?

如果「惠州起義」之說不成立,那麼在邏輯上,「武昌起義」也有問題。以今日中國喜歡這個那個的「定性」,孫中山是一名在「日本等外國勢力支持下推翻當時中國合法之滿清政府之叛亂領袖」,用英文說,反而最客觀:A Japan-sponsored military rebel against the Chinese Ch’ing government,也真正的尊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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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台灣太子

台灣選舉,國民黨慘敗,連戰的兒子、國民黨前元老連震東的孫子連勝文,角逐台北市長,由於「太子黨」、「官富三代」、「二世祖」的一連串年輕人厭惡的頭銜,先帶頭仆了街。

國民黨之輸,輸在與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完全脫節。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世襲權力、家庭倫理、中華情懷,已經被人手一部美國蘋果iPhone6通通Delete。尤其是權力世襲。中國的太子黨上台,形勢明擺在那裏。如果國民黨認為政權在自己的子孫手上一代代傳下去最可靠,當年就不必辛亥革命。

不錯,美國的布殊家族,父親做完總統到兒子,哥當完,還想讓弟弟也過癮。克林頓做了兩屆總統,他老婆還想做。但人家是美國。美國從來沒有過帝制,美國人不相信什麼孔子儒家,美國人見到總統,不會像中國人一樣膝蓋一軟就想跪下來。連戰父子眼睛瞧着美國的布殊家族,但忘記了自己的膚色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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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園寺公望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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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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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歷史

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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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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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和人性

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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