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中國人

陶傑 – 擊鼓傳機

ATV危機,香港特區關注。中國老闆斷了水,兩個月不發薪酬,國際台的白種人,雖然在中國人社會謀生,老闆三推四卸,終於肯發半個月薪酬,白人不太習慣當奴隸,都紛紛拍桌子走人。

但本地員工不想「對抗」,確實也對的:由中國人的邏輯看來,二○一七「普選」,不管真假,總之人人有得投票,故不妨「袋住先」。由「零薪水」到「半個月薪水」,是邁出了一大步,也應該「袋住先」,以後再尋求「理性溝通」,循序漸進,尋求對薪酬狀況,努力進行「優化」也不遲。

畢竟,甚麼勞工處法例呀、法定按時支薪呀,都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文化」。中國國情,拖欠薪酬,也是兩千年「文化」,不然,當年毛主席也不會領導中國工農起來幹革命啦,為甚麼幹革命呀?因為據說萬惡的地主,殘酷剝削我們中國小農,剋扣工糧,不給他們飯吃呀。今日大陸,也時時有工廠老闆拖欠工資、工廠關門、跑路了事的,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上訪」了。國情是這樣,文化要包容,慢慢就會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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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上水

聖誕新年,香港中產品味人士紛紛去日本渡假。最難逢安倍經濟學初步成功,日圓貶值,日本價廉物美,一切享受都超值。

雖然民意調查,八成日本民眾對中國人反感,但日本人比較喜歡香港人。只要去到,行為自重,首先禁喧嘩,不要見甚麼都亢奮,將聲浪降低再降低,你就是文明的世界公民。

日圓貶值,當然,中國人也會蜂擁去消費的。南京反日「國祭」,畫面裏的人一排排穿黑衣,表情若咬牙切齒,十分仇日,但是今年中國遊客去日本,暴增八成。

日圓一便宜,日本藥品、牛奶、杯麵,益力多,奶粉,棉花棒,日常生活一切說得出來的物件,都將成為中國消費客搶購目標。去日本瘋狂購物,把日本都用錢買光了,才是洗雪國恥呀。

日本應付一海之隔、比當年殺進南京城的酒井隆部隊更如狼似虎的中國購物大軍,可以參學香港的「上水經驗」──中國的大媽大叔團,來自山西四川,對日本的文化沒有興趣,只是來購物的。香港新界的上水,就方便許多中國客一天來回,拖皮箱掃了貨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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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

梁特府的一個政制大陸事務局長忽然義憤填膺表態,宣稱「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只是在鴉片戰爭後由英國佔領。

這一點,誰都知道。局長的月薪三十萬,其職責如果是指陳「阿媽係女人」,而且不斷重複,那麼三十萬月薪的工作,用一個在上環拾紙皮的八十歲阿婆,只要驗明無老人痴呆症,該阿婆也可以出任梁班子的局長。

香港本來確實是中國領土,但一八四二年開始,即逐步由英國合法佔領而管治,直到一九九七年中。這段期間之內,香港和至少九龍界限街以南,皆不是中國領土。

以上字句,是不涉任何「民族感情」、基於歷史事實之客觀陳述。以事實為據之客觀陳述,就是今日特府官員時時講的「理性」了。而歷史學,就是一科理性的學術。

中國人講到這一樣,一定喧嘩叫嚷:不對,割讓香港,基於鴉片戰爭之後的「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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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不惑

在中國人社會,要做到「不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四周中國式的喧噪之中,不要隨一般中國農民狹小的視野和見識,勿為其帝皇奴民之意識病毒所侵惑,培植最基本的抗疫力,是配備(Equipped with)西方的邏輯思考。

邏輯學是西方文明之根本,為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無。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邏輯學,衍生了理性的思考。雖然在黑暗時代因教廷而壓抑思想幾達一千年,但壓不住的,文藝復興和科學,西方產生了達文西、牛頓、達爾文,脫穎而出,將伊斯蘭和中國拋在後面,而領先於世界。

中國人沒有邏輯思考力,你要有,而且還要讀通中國的歷史,再以西方的邏輯思考、配以英國人講的Common sense,驗證中國式思維的千百謬誤。

譬如,中國人最喜歡講「以法治國」。但是他們的「法治」,絕對不是西方的Rule of Law。中國自己的「法治」源自法家。法家的始創人,是春秋的管仲。管仲說:「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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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邏輯訓練

中國人的思維裏沒有邏輯學這回事,因為邏輯是希臘的西方文化。

有一位香港朋友L最近去日本旅行,出於對新聞和社會的好奇,他去了東京的靖國神社,並且在靖國神社的殿前拍照,以誌曾到此一遊。我問他:「你會不會將這張照片上載大陸的微博?」L答:「我不敢,因會引來中國的愛國五毛圍剿,說我學安倍一樣參拜靖國神社,罵我是漢奸。」

我笑嘻嘻說:「但是你去靖國神社,只是參觀,你沒有『參拜』的動機,也無此資格。你只是去考察,甚至你可以遷就大陸五毛,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是深入敵後,偵察形勢。」L答:「中國人不會相信。」

我答:「但你去一個地方,帶一種什麼心情和動機,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你說去考察,就是考察,你有用iPhone到處拍照的習慣,因此也拍照以誌此一考察之旅,是很客觀,中立,超然的行為,你沒有犯謀殺案,因此不須陪審團,你的動機,為什麼要由別人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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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太陽照常昇起

美國密蘇里州鎗殺黑人案,白人警察獲判不起訴,引致全國上百城市黑人暴亂。

美國每十年八載,都會發生這類種族暴亂,皆屬小事。不錯,暴亂會死人。不錯,白人警察不會「吸收教訓」,不久之後,還會在街上鎗殺黑人。不錯,然後的鎗殺事件,又會引起種族爭議,又會爆發暴亂,但對於美國,對於隔岸觀火希望美國就此衰落的中國人,此等暴亂,全部都是小事。

為什麼是小事呢?因為以中國人的標準,美國的任何暴亂,雖然黑人是主角,卻不足以爆發什麼「顏色革命」,不足以「動搖政權」。

首先,這次全國暴亂,許多抗議的人,抗議「判決不公平」。但是,判白人警察威爾遜無罪的,不是白人法官,而是大陪審團。大陪審團不是都由白人「把持」,而是九個白人,三個黑人。

陪審團十二人是民眾的代表,不是由美國軍火商或哪個帝國主義統治集團委任欽點的,而是在控辯雙方監察下抽籤產生,抽出來的陪審員,如果辯方律師不喜歡,可以有異議。

費格森鎮的暴動,不會「動搖美帝國主義政權」,因為美國的政權,設有機制,讓全國民眾每隔四年,就「動搖」一次。鎗殺黑人的,也不是美國總統的侄子、國務卿的外甥,或者國防部長在街上開着保時捷跑車醉酒駕駛的兒子,而是執勤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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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收外國人的錢

梁特突然被爆出曾收受澳洲企業現金四百萬鎊,共五千萬元,一次收款,不必繳稅,而且無條件,不必提供服務。

親中愛國陣營,也就是所謂建制派,職責所在,一定要支持梁特,都要說收這筆錢,沒有問題。但是人性的嫉妒是天生的,五千萬元現金,幾多親中愛國人士在工會、在愛國教育單位,愛國愛港之一生一輩,都打拼不到一個零頭,你梁特從外國人手上一次肥爽,錢包滿溢,然後又轉戰另一條線,當特首了。對於擁有國際行政視野的人,這種交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中國人天生有很強的紅眼症,可以論斷,越是愛國奉命挺梁的中國人,此時此刻,心中越不是味道。

尤其是「收外國的錢」,特別容易引起中國人的情意結。為什麼外國人給你錢而不給我?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即西方人,對專業的要求極高,錢不是亂砸的,外國人越能將錢花在你身上,證明你越出色,像九十年代,荷李活投資一億美金,讓我們香港大導吳宇森(John Woo),夥拍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拍職業特工隊。所以當我聽到澳洲的企業在全球十三億華人之中,獨肯送梁特五千萬元,我認為梁先生必是非常卓越的人才。

如果想少一點激憤,多一點和諧,必須學會包容、平常心,學習壓抑「收外國的錢」此一情意結,而明白能贏得外國人的錢,由瑞典人給錢的諾貝爾得獎人莫言,到拿日本人錢的孫中山;由拿俄國人共產第三國際的錢的周恩來到拿澳洲人錢的梁特,必定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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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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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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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蠟燭邏輯

一名強烈親中愛國人士兼新民黨員大聲疾呼,指二十五年前的「六四」沒有殺過人,愛國組織又另行「擺檔」,指出當年「六四暴徒屠殺解放軍」的「另類真相」,據說觸怒了很多巿民,包括良心知識份子,不過,文化多元,對於這些不同的「真相」,也應該多包容。

中國人活一輩子,彷彿就是為了發掘數不清的「真相」: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真相、林彪事件真相、薄熙來垮台真相、大老虎貪腐真相。今年香港「六四」,多了許多疑似施激將法、變相「催谷」人數的愛國中國人,指出六四沒有殺人。這些中國人到底是押注習近平永不「平反六四」,還是像智者李純恩的論述:如果出席燭光會的香港人今年「小貓三四隻」,表示本土意識高漲,「大中華膠」思想遭受香港下一代唾棄,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寧願燭光會滿座。

李純恩懂得中國的門道。「兩害相權取其輕」是高超的政治藝術,天真無邪的香港人,包括旺角師奶、社工、知識份子學者、報紙編輯,如果有這種智商,兩年前唐英年與梁振英相鬥,這些人就不會因厭惡唐先生的婚外情和僭建而聲稱「寧願揀隻狼」,現在,香港終於得到(Deserves)了梁振英,自作自受,實可喜可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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