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中共

陶傑 – 有趣小事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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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董伯說反共

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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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問題

香港面對大陸,沒有得對抗。除了本地許多人本身的中國基因:自私、貪婪、好內鬥,香港人昧於歷史、哲學、長期缺乏精明的文史科教育,而且懶惰而不肯學,註定了香港必定衰亡的命運。

如果你是精明的香港人,走過街頭報攤,看見一攤架的雜誌,都是兜售大陸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時事內幕書刊。你會心中數一數,連書帶雜誌,可以有五六十種。

如果一個人精明,而且擁有記憶,你會想:二十年前,香港街頭的報攤,全部是「藏春閣」、「豪情」、「龍虎豹」之類的廉價色情雜誌。為什麼今天,香港報攤一本這種色情雜誌也沒有了,連本地八卦周刊,也擺到一邊了,正面主力,全是講述大陸權力鬥爭黑幕的政治書?

你隨便問一個香港人。他會先一楞,想想,說:因為市場變了,以前的色情雜誌,是大陸人看的;現在,大陸人不看鹹濕書了,都看政治八卦內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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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傳統文化

中國新任的共產黨總書記除了大力肅貪,抓「大老虎」,更大的野心,據說是想「恢復中國傳統文化」。

抓光大陸的貪官還容易,「恢復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

首先,「中國傳統」裏的帝皇宦黨奴才太監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必恢復,因為從來沒有斷過,只是換了一面鐮刀鎯頭的旗徽,變本加厲進行。

中國傳統裏的飲食腸胃文化,如中國烹飪,也從來沒斷過,只是飯桌上的食物,打了激素,有工業污染而已。

此縱的帝皇統治主軸,加橫的民間口腔,從未中斷。還有地方農村零星賣給遊客的手工藝品,像蘇杭刺綉、石灣泥雕之類,尚未中斷(但這些配料,隨着商場房地產的城鎮建設,也快了),其他一切「傳統文化」,都沒有了。

因為沒有土壤,也沒有市場。如果傳統文化是一盤錦綉瓜果,第一要有水土,種得出來;第二,種出來,收割下,要有人買。

土壤和市場是什麼?譬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大陸的「光明日報」,副刊會刊登這樣的長文:「『文選』的輯錄標準和它與『文心雕龍』的關係」。

這樣的標題,登在報紙上,今天八九十後的中國人,會不會看?「文選」指「昭明文選」,「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批評集。這是一篇探析中國文學的學術論文,但是,卻刊登在那時的黨報。作者郭紹虞,是著名的中國文學鑑賞家。

報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民群眾」之中,三四十歲的讀者,出生北洋時代;六七十歲的讀者,出生清末。以當時的閱讀市場,「昭明文選」和「文心雕龍」,是很普及的知識。因為那一代的中國人,雖經中日戰亂,四九年解放,一九六一年,還在「反右」之後,舉國已經煎了一層皮,但當時的中國讀者,有大量有中國文化知識的人。即使黨報「光明日報」,登這種文章,那時有土壤,也有市場。

今日全世界的華文報紙,絕不會登這種文字。連月刊也不會。或許大學的中文系學報會有,但孤芳自賞,冷清寂寥。然而一九六一年,共產黨不妨批評,但這類文章,仍天天見諸大陸的報紙副刊。

就是土壤和市場兩不再。今日是網絡消費時代,這種「中國傳統文化」,好似古埃及象形文,不必再懂,也無從「恢復」。中國大學生學好英文,讀金融管理,而且用簡體字。富起來最重要,但中國傳統文化,只會令中國人更窮。

黑貓白貓悶長艱深又叫人窮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是任其滅亡好。

陶傑
2015-01-07

Reference: 傳統文化

陶傑 – 終究無欠

外交部檔案解密,顯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批示如果中國違約,英國會以「最強烈的態度提出交涉抗議」。

交涉和抗議,在強權的世界,只是徒勞。北韓多次襲擊南韓,爆炸客機、暗殺官員,還綁架日本人,美國譴責過,日韓也抗議交涉過,北韓的國家行為並無改變。

條約協議,信用為先,但信用、榮譽,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極權殊不適用。中國主辦北京奥運之前,也答應過開放新聞資訊。蘇聯和納粹德國,蘇聯和日本,也簽過「互不侵犯協定」,也都翻臉撕毀了協定。

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大戰的過來人,曾經納粹興亡,自然也很了解共產黨,她不是不知道。唯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以香港向中國示範了什麼叫做法治和理性的文明,英國對得起中國有餘。西方與遠東非親非故,英國殖民主義並無義務永遠做慣於自相殘殺的中國人的教師與示範單位。合法的土地租約期滿,不論中國想不想續約,英國都應該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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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道義居英權

特府的政制局長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英國對香港已經「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不存在道義責任」。

但是,這位譚局長是前「港英」政務官過渡來的。英國對香港,今日確「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但他沒有說的一樣,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前「港英」政務官,都偷偷摸摸地收藏着英國人撤走前賜與的「居英權」。

居英權之設計,人人皆知,是預防有一日共產黨在香港掀起大清算,榮獲居英權的香港華人,包括英治時期的政務官在內,可以逃跑,帶家小安全回歸英國。

居英權即是英國對香港之道義責任。現在這位局長宣佈,英國在九七後對香港已經「不存在道義責任」了,那麼他可否率領全體擁有居英權證書的特府政務官,將英國人臨走時悄悄塞給你的那張紙頭拿出來,燒掉,然後公開宣誓:為斷掉英帝國主義的這點「道義責任」,終身不會向英國政府再申請領回(因為英國人很周到,他知道你有一天做了中國政府的人,會被迫昧着良心公開反英,所以英國容許你為了演戲,騙共產黨,可以公開放棄居英權一次,以後回復正常人性時,再偷偷領回)。

英國對香港沒有道義責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可以這樣說。前「港英」政務官今日這樣講,就有問題了。當然,或許是中國逼譚局長講的,要將前港英高官的居英權的問題暴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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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業主永遠贏家

佔中之後,香港當然還有生意做:馬路交通回暢,社會秩序「正常」了,但經濟泡沫,會更惡化,交通秩序回復正常,但社會更不正常。

為甚麼呢?首先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帶頭印鈔票,英國、歐盟、日本、中國,大家一起開動印鈔機。

英國、歐盟、日本印鈔票,都有他們的軌道。譬如日本,印鈔導致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內可刺激日本貨出口,跟南韓競爭;外則吸引遊客,來日本浸溫泉比以前便宜。

日圓貶值,刺激出口旅遊,為國內製造就業職位。日本、歐盟、英國印鈔,都跟從這樣的道理。印鈔票要有「道」──譬如,日圓如果多印了三萬億,其中六千億,不會化為安倍晉三內閣官員及其子女的口袋,然後匯到外國,轉化為貪污的出口資產。

但是中國一印鈔,就不同了。加印人民幣一萬億,化為基建、築橋建路房地產,會有兩三千億帳目不明,經層層貪官,進了他們私人或其子女黨羽的口袋。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淪為「大老虎」,其豪宅抄家,中紀委就掏出了一噸重的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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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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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長命百歲

拖到今日,赤柬兩名老翁頭目,方被判「反人類罪」成立,處以終身監禁。

一個八十八歲,一個八十三歲。在中國一手養育支持的赤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這兩個人,不,惡魔──牠們姓名不寫出來了,為免污染我的筆──屠殺了二百萬柬埔寨人和華人。

但此後四十年,牠們一直逍遙法外,八十多歲的「高齡」,才判「終身監禁」。也就是說,假設此兩凶獠,有九十歲的命,一個只須在獄中兩年,一個七年。

也就是說,八十八歲的那位「長者」,如果在獄中兩年就去見他的恩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每一條命,牠只坐牢零點零零零三六天,也就是零點零零八小時,也就是半分鐘。

但牠們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看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日報和香港的愛國報紙就知道了──赤柬當年英勇反美,如果你是炎黃子孫,應該念舊,應該時時去探望,送些燕窩鮑魚什麼的,讓兩位老朋友安享晚年,所以如果兩位長者獄中得到中國人的關愛,有一百歲的命,直追我們香港大慈善家邵逸夫爵士,這兩個赤柬領導人,就他們害死的每一條命,僅還債坐牢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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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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