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勞教授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堅守義與命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給我第三個印象，是他一生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和國是、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不僅在言論上，而且身體力行。他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教授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徐在八二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一九八一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教授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我在其後三十年的歲月，秉承徐教授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教授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儘管成績極有限，總算盡了自己的本份。如今，徐勞二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唯望中大勞教授的幾位高足，能繼承他的香火，作育英才，開枝散葉。勞教授，長在我心，深念之深念之。

（中大勞思光追思會獻文）

李怡

Reference: 李怡：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