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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沒朋友

一個在香港毫無知心朋友的人,怎樣做得了香港的領袖?一年多之前,流行一種很幼稚的論調:做特首,沒有朋友反而好,可以避免人情的後門。

當然,英治時代,倫敦空降一個港督來,像彭定康──彭定康與香港素無淵源,在香港沒有朋友。但英國政治家擁有的氣質:領袖魅力和信仰,加上英國人由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處世技巧和團隊精神,加上英國的國際信譽,本來在香港沒有朋友的彭定康,來到香港,匯豐主席、馬會董事局、美國商會,還加上香港黃面孔的政務官,因為強大的公信力,都即刻可以調兵遣將。這些人,也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一個本來不必在香港有朋友,但又可以發揮管治才能和效率的英國總督做得到的。自從香港改旗易幟,絕不可能做得到。由一名「炎黃子孫」做特首,不論怎樣模仿,朋友多的,變成私相授受、後門洞開;沒有朋友的,像當前這一位,淪為空前孤立、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只能在殖民時期才發揮光彩,一旦不再是殖民地,必然光芒散盡,漸成為中國一座普通的城市。像英語說的:The magic is gone,魔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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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左右不是人

做報紙除了新聞要力求客觀,報紙的評論版,從來不必「左右平衡」。香港在英治時代,報攤百花齊放,那時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大家覺得英國很好,所以沒有人反對英女皇。想看共產左報,可以看「文匯」。想看國府的親台報刊,大可選讀「香港時報」。欲知第三股勢力的自由知識份子怎麼說,可以看查先生獨立辦的「明報」──當年的明報,不是「左右平衡」的所謂「中立」,而是有別於文革極左與蔣家戒嚴以外見解的獨立,而獨立,也有鮮明的立場。

一份報紙體現的是辦報人的信仰:澳洲的梅鐸和英國的羅斯柴德勳爵各自有所信仰──如果老闆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極權,則報紙反共而維護人權,像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太陽報」;如果老闆同情貧苦階層,認為社會福利多派一點,則報紙左傾而對蘇聯有點「知識份子」的憧憬,如英國的「衛報」。

「每日電訊報」的評論版,不必撥出一半篇幅,刊登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呼籲早日廢除皇室的言論。「衛報」的評論版,也不必刻意出讓另一半篇幅,刊登保守黨右翼政治家鐵比特(Norman Tebbit)要求限制巴基斯坦移民的論點,以示「客觀、公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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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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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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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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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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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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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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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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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切勿做諫官

行政會議召集人聲稱,電視台發牌風波,違反民意,呼籲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慘遭中國官方輿論硬生生轟得縮了頭。

中方發火,不是沒理由,因為共產黨看出這位召集人有中國知識份子包袱,想做「諫官」。中國皇帝最恨諫官。三千年前的伊尹、比干、伍子胥、屈原,然後是魏徵、房玄齡之類,到近代最後一位,應該是蔣介石時代的陳布雷。

對於中方,這樣子的中國男人,形象性格,實在太熟悉:華髮清癯,憂患早生,愁容多過笑臉,毫無反抗力,卻有一顆讀書種子的忠賢之心,好似要窮一人之力對抗滿朝的外戚宧官。中國皇帝因為自己是暴力起家,治國不通文墨,不得不倚重一兩個這樣的人,而且多半又是太上皇臨終前付託:關鍵時刻要聽聽他的意見,致使這個諫議大夫早就是眼中釘,看見他的背影,恨不得抽出寶劍追上去,一刀殺掉。

疑懼和仇恨的基因這樣遺傳下來,加上今日,他認為你這口飯是他賞賜的,你的豪華辦公室、職銜、私人司機、進出機場的貴賓室,皆由他欽寵所至。你吃我的,還要故示清高,將餵養你的主子,以及主子養的也一齊嘲諷,換取民間掌聲,中國必然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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