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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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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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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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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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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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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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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切勿做諫官

行政會議召集人聲稱,電視台發牌風波,違反民意,呼籲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慘遭中國官方輿論硬生生轟得縮了頭。

中方發火,不是沒理由,因為共產黨看出這位召集人有中國知識份子包袱,想做「諫官」。中國皇帝最恨諫官。三千年前的伊尹、比干、伍子胥、屈原,然後是魏徵、房玄齡之類,到近代最後一位,應該是蔣介石時代的陳布雷。

對於中方,這樣子的中國男人,形象性格,實在太熟悉:華髮清癯,憂患早生,愁容多過笑臉,毫無反抗力,卻有一顆讀書種子的忠賢之心,好似要窮一人之力對抗滿朝的外戚宧官。中國皇帝因為自己是暴力起家,治國不通文墨,不得不倚重一兩個這樣的人,而且多半又是太上皇臨終前付託:關鍵時刻要聽聽他的意見,致使這個諫議大夫早就是眼中釘,看見他的背影,恨不得抽出寶劍追上去,一刀殺掉。

疑懼和仇恨的基因這樣遺傳下來,加上今日,他認為你這口飯是他賞賜的,你的豪華辦公室、職銜、私人司機、進出機場的貴賓室,皆由他欽寵所至。你吃我的,還要故示清高,將餵養你的主子,以及主子養的也一齊嘲諷,換取民間掌聲,中國必然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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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教育產業

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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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交流

英國朋友過港,數落祖家經濟不景,缺乏領袖人才,要向中國吸資金,變賣還笑嘻嘻,說英國沒落了。

「這句話你們自從戰後,講了七十年,但是來到遠東,你看,中國的父母用他們子女的腳來投票,」我匯報:「據統計,今年英國寄宿學校,有香港中小學生六千人;來自中國大陸,也有四千人。」

英國朋友嚇了一跳,心中盤算:以頭一百家名牌計算,中港小留學生共一萬,每家寄宿學校,平均一百人。

許多寄宿學校很小,才五六百學生,一百個華裔,等於五分之一,我警告:「請你們注意一下配額,千萬不要學香港的女政務司司長,說收納新移民,沒有上限。五分一的華人學生,在學校,一定要鐵腕管理,嚴禁說中國話,不然,好好的寄宿學校,就會變成唐人街。」

「這個問題,將會有點敏感,」英國人很鬼,講話不興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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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陸沉了

「港人優先」,施政以香港本地人為主,本來是常識,不知何時起,被定性為「法西斯」。

香港土地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卻沒有上限,即是五千萬人口也無妨。說「香港人口不設上限」的官員,老公和子女都已經安頓在英國,她過幾年,拿出居英權就跑,香港沉沒,她可以在英格蘭泰晤士河口拿着望遠鏡看熱鬧,一面心中感激「港英」給我開了的這道悠閒舒逸的太平門,觀塘屯門人山人海的搶包山,不關她的事。

希望少一點新移民來,因為香港的土地和醫療資源不夠,幼稚園學位也很缺乏,如果要「親屬團聚」,敬請你自己北上,在大陸找到的女人,在大陸播的種,祖國很強大,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黃金世紀,香港和西方一起在沒落,那麼「團聚」應該香港人北上,而不是連娘帶孩接下來,這應該是常識吧。

但有人說,這就是「極右法西斯」。但中國四十年來,強制節育,一胎政策,中國女人懷孕第二胎,血淋淋的刮子宮將胎嬰打下來,請問:這樣子阻撓胎兒生下來,與父母和他的小兄弟團聚,硬把一條小生命趕回地府陰界,算不算「極右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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