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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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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進軍大嶼山

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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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人看文化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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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英屬處女金銀島

大陸爆發激烈權鬥,兩派向美國新聞記者爆出前中國領導人的家庭,幾乎位位都在英屬處女群島擁有巨額離岸資產。

英屬處女群島,是許多中國人秘密收藏財產的地方,關鍵在「英屬」二字。「英屬」令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嘴巴裏「愛國」喊得聲浪多大,不論是什麼黨──擁有安全感,覺得有「英屬」兩字的保障,即有嚴謹的法治。沒有山賊來共你的產,也沒有老千來剽竊你的財富,處事誠信、公正、保密,而且提供最專業的避稅服務,是西方文明的象徵。

最好笑的是:在中國人歷史教科書,都控訴十九世紀的英國海盜如何到處霸佔人家的土地,帝國殖民,如何罪大惡極。

英屬處女群島,是哥倫布最早發現的,西班牙先佔領幾個島,然後荷蘭人也佔幾個,最後由所謂英國海盜,黑吃黑,憑強大的海軍驅趕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再多佔幾個島,擴充殖民營業,並從非洲販運黑奴,在島上種蔗、出口糖。

但是今日,英國的皇室沒有將本屬英國公民的民脂財產轉移去英屬處女群島,只有貪腐的中國人,才將英國人的這片屬土當做藏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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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中 – 寫於觀察街站後

香港之華洋雜處,不只在人種,更在想法。西方人講人權:民主是天賦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個人價值是要彰顯的;東方社會,上面說什麼就算什麼,皇帝姓趙擁趙,姓朱擁朱,女真人要你留頭不留髮,三百年中國男兒就禿著前額過一生,一生默默在鳥籠般的空間過活。

這十多年的爭論,由六四鎮壓有理無理,至民生議題的hktv事件、反佔中與佔中,歸根咎底,就是英殖時代培養出的西方觀念與中國人一直潛藏著的傳統思維的角力。講個人價值、自由、公平,所以擁有西方文明觀念的那班港人,會說中共鎮壓八九民運是錯、各種打壓人民自由的行為是不義、貪污舞弊是政治制度沒有適當人民制衡之過,我有權看電視你沒理由不發牌、佔中是爭取真普選不果後的官迫民反,暗示我有權這樣公民抗命;傳統中國人則認為上面誰當老闆就對誰忠君愛國,六四後共產黨繼續做到老闆,就要聽從他,他說鎮壓帶來穩定繁榮,你就要重視這個事實,那些人命是國家發展必負代價云云、國家目前貪污腐敗,但會好起來,因為明君會來,你看看朱榕基說打貪連棺材都準備好了、現在習近平打貪力度多強,國家總會進步向光明前進!不給hktv發牌政府決策是正當的,我也不支持發牌給王維基,所以應該不發牌、佔中是要製造動亂破壞香港,國家已經給你投票,你們還想搞亂香港?!這諸般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場東西觀念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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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沒朋友

一個在香港毫無知心朋友的人,怎樣做得了香港的領袖?一年多之前,流行一種很幼稚的論調:做特首,沒有朋友反而好,可以避免人情的後門。

當然,英治時代,倫敦空降一個港督來,像彭定康──彭定康與香港素無淵源,在香港沒有朋友。但英國政治家擁有的氣質:領袖魅力和信仰,加上英國人由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處世技巧和團隊精神,加上英國的國際信譽,本來在香港沒有朋友的彭定康,來到香港,匯豐主席、馬會董事局、美國商會,還加上香港黃面孔的政務官,因為強大的公信力,都即刻可以調兵遣將。這些人,也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一個本來不必在香港有朋友,但又可以發揮管治才能和效率的英國總督做得到的。自從香港改旗易幟,絕不可能做得到。由一名「炎黃子孫」做特首,不論怎樣模仿,朋友多的,變成私相授受、後門洞開;沒有朋友的,像當前這一位,淪為空前孤立、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只能在殖民時期才發揮光彩,一旦不再是殖民地,必然光芒散盡,漸成為中國一座普通的城市。像英語說的:The magic is gone,魔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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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左右不是人

做報紙除了新聞要力求客觀,報紙的評論版,從來不必「左右平衡」。香港在英治時代,報攤百花齊放,那時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大家覺得英國很好,所以沒有人反對英女皇。想看共產左報,可以看「文匯」。想看國府的親台報刊,大可選讀「香港時報」。欲知第三股勢力的自由知識份子怎麼說,可以看查先生獨立辦的「明報」──當年的明報,不是「左右平衡」的所謂「中立」,而是有別於文革極左與蔣家戒嚴以外見解的獨立,而獨立,也有鮮明的立場。

一份報紙體現的是辦報人的信仰:澳洲的梅鐸和英國的羅斯柴德勳爵各自有所信仰──如果老闆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極權,則報紙反共而維護人權,像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太陽報」;如果老闆同情貧苦階層,認為社會福利多派一點,則報紙左傾而對蘇聯有點「知識份子」的憧憬,如英國的「衛報」。

「每日電訊報」的評論版,不必撥出一半篇幅,刊登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呼籲早日廢除皇室的言論。「衛報」的評論版,也不必刻意出讓另一半篇幅,刊登保守黨右翼政治家鐵比特(Norman Tebbit)要求限制巴基斯坦移民的論點,以示「客觀、公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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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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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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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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