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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全力拼經濟

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大戰一觸即發。英美受到冷戰結束後最大考驗。國際傳媒,紛紛評析,由歷史、國際法、文化、公義,多角度評論。

只有香港的華文傳媒,只有一個角度,就是一旦烏俄開戰,對於經濟,有何影響。各類股票市場專家、經濟學者,紛紛只講一個Point,就是經濟。

戰爭首先會生靈塗炭,破壞環境,如果英美介入,隨時升級。普京是個流氓,流氓好用暴力,他們明白的語言,亦唯暴力。

對於香港,遠方的戰爭,你隔岸觀火,是不是眼中只有經濟,也就是只關心金錢利益呢──莫斯科股市大瀉,是入貨最佳時機?然後紐約倫敦有何連鎖反應,而後油價國際之起落,將會如何影響我的荷包?股市大瀉,對於買期指的人,比屍橫遍野更令人振奮。其他一切,不必細究。跟香港的電視劇師奶講烏克蘭,她們總覺得那是一個比砵蘭街遙遠很多的地方。

因為華人社會,不論中港台,近年政府民間,流行口號,叫做「全力拼經濟」。「全力拼經濟」之下,大學讀工管,就業首選美林和摩根大通,大學學生會內閣穿一身黑衣裝,都像律師和所謂行政人員。香港不但是一座經濟城市,以中環為首,還是一座經濟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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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唸口訣

槍擊刀砍新聞記者,在第三世界或專制國家,確實只是一種「文化」──如果烏干達總統阿敏和中非皇帝博卡薩的部落吃人肉,根據西方左派的社會學者,不可以列為「野蠻」(Barbarity),而只是獨特的「非洲傳統文化」的話。

容忍言論批評,讓新聞記者擁有自由,二百年來,只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語國家的文化。由伏爾泰開始到美國憲法的條款精神,美國開國元老傑佛遜說:「在沒有政府和沒有報紙之間,我寧願選擇沒有政府」。西方世界尤其英語國家,尊重新聞自由,有他們的傳統。

英國首相、美國總統、加拿大和澳洲總理,無論如何兇狠,名下統領幾多特務,看見動搖自己的權力的內幕報道,都不會對新聞人出動暗殺和暗算。

首先,暗殺和偷襲,在英語世界,是陰暗卑瑣的行為,英國講紳士精神,競技場上的Fair Play,應用在生活裏。與仇敵光明正大的決鬥,請評判站中間,雙方持鎗,背道而行,一聲令下,才向政敵開火──決鬥要講公平的規則,英語世界的紳士精神,為何是如此重要的文明?因為紳士原則,就不容偷襲暗算的小人和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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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昔白今黑

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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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貪腐文化

中國社會的貪污,是文化基因的問題。

既然是基因,沒得改變,也不必解釋。英國人領導時期,訓練出來的文官,即所謂AO,在英國人的訓誡之下,規行矩步,像馬戲班馴獸師的口令下的一隻會走平衡木、穿衣服的猩猩,博得滿場兒童觀眾的歡笑和掌聲。

英國人走了,AO「當家作主」,不論當了政務司司長、局長,還是什麼專員,一旦與「內地交流」,到了某種程度,毫不例外,一定會變成「貪腐份子」。

中國人嘴巴裏說反貪腐,行為之中,兩千年都貪腐,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像海瑞,包拯這類,天生的不喜歡錢,但因為稀罕,所以才成為兩千年少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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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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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進軍大嶼山

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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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人看文化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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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英屬處女金銀島

大陸爆發激烈權鬥,兩派向美國新聞記者爆出前中國領導人的家庭,幾乎位位都在英屬處女群島擁有巨額離岸資產。

英屬處女群島,是許多中國人秘密收藏財產的地方,關鍵在「英屬」二字。「英屬」令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嘴巴裏「愛國」喊得聲浪多大,不論是什麼黨──擁有安全感,覺得有「英屬」兩字的保障,即有嚴謹的法治。沒有山賊來共你的產,也沒有老千來剽竊你的財富,處事誠信、公正、保密,而且提供最專業的避稅服務,是西方文明的象徵。

最好笑的是:在中國人歷史教科書,都控訴十九世紀的英國海盜如何到處霸佔人家的土地,帝國殖民,如何罪大惡極。

英屬處女群島,是哥倫布最早發現的,西班牙先佔領幾個島,然後荷蘭人也佔幾個,最後由所謂英國海盜,黑吃黑,憑強大的海軍驅趕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再多佔幾個島,擴充殖民營業,並從非洲販運黑奴,在島上種蔗、出口糖。

但是今日,英國的皇室沒有將本屬英國公民的民脂財產轉移去英屬處女群島,只有貪腐的中國人,才將英國人的這片屬土當做藏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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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中 – 寫於觀察街站後

香港之華洋雜處,不只在人種,更在想法。西方人講人權:民主是天賦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個人價值是要彰顯的;東方社會,上面說什麼就算什麼,皇帝姓趙擁趙,姓朱擁朱,女真人要你留頭不留髮,三百年中國男兒就禿著前額過一生,一生默默在鳥籠般的空間過活。

這十多年的爭論,由六四鎮壓有理無理,至民生議題的hktv事件、反佔中與佔中,歸根咎底,就是英殖時代培養出的西方觀念與中國人一直潛藏著的傳統思維的角力。講個人價值、自由、公平,所以擁有西方文明觀念的那班港人,會說中共鎮壓八九民運是錯、各種打壓人民自由的行為是不義、貪污舞弊是政治制度沒有適當人民制衡之過,我有權看電視你沒理由不發牌、佔中是爭取真普選不果後的官迫民反,暗示我有權這樣公民抗命;傳統中國人則認為上面誰當老闆就對誰忠君愛國,六四後共產黨繼續做到老闆,就要聽從他,他說鎮壓帶來穩定繁榮,你就要重視這個事實,那些人命是國家發展必負代價云云、國家目前貪污腐敗,但會好起來,因為明君會來,你看看朱榕基說打貪連棺材都準備好了、現在習近平打貪力度多強,國家總會進步向光明前進!不給hktv發牌政府決策是正當的,我也不支持發牌給王維基,所以應該不發牌、佔中是要製造動亂破壞香港,國家已經給你投票,你們還想搞亂香港?!這諸般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場東西觀念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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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沒朋友

一個在香港毫無知心朋友的人,怎樣做得了香港的領袖?一年多之前,流行一種很幼稚的論調:做特首,沒有朋友反而好,可以避免人情的後門。

當然,英治時代,倫敦空降一個港督來,像彭定康──彭定康與香港素無淵源,在香港沒有朋友。但英國政治家擁有的氣質:領袖魅力和信仰,加上英國人由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處世技巧和團隊精神,加上英國的國際信譽,本來在香港沒有朋友的彭定康,來到香港,匯豐主席、馬會董事局、美國商會,還加上香港黃面孔的政務官,因為強大的公信力,都即刻可以調兵遣將。這些人,也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一個本來不必在香港有朋友,但又可以發揮管治才能和效率的英國總督做得到的。自從香港改旗易幟,絕不可能做得到。由一名「炎黃子孫」做特首,不論怎樣模仿,朋友多的,變成私相授受、後門洞開;沒有朋友的,像當前這一位,淪為空前孤立、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只能在殖民時期才發揮光彩,一旦不再是殖民地,必然光芒散盡,漸成為中國一座普通的城市。像英語說的:The magic is gone,魔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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