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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無人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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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業主永遠贏家

佔中之後,香港當然還有生意做:馬路交通回暢,社會秩序「正常」了,但經濟泡沫,會更惡化,交通秩序回復正常,但社會更不正常。

為甚麼呢?首先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帶頭印鈔票,英國、歐盟、日本、中國,大家一起開動印鈔機。

英國、歐盟、日本印鈔票,都有他們的軌道。譬如日本,印鈔導致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內可刺激日本貨出口,跟南韓競爭;外則吸引遊客,來日本浸溫泉比以前便宜。

日圓貶值,刺激出口旅遊,為國內製造就業職位。日本、歐盟、英國印鈔,都跟從這樣的道理。印鈔票要有「道」──譬如,日圓如果多印了三萬億,其中六千億,不會化為安倍晉三內閣官員及其子女的口袋,然後匯到外國,轉化為貪污的出口資產。

但是中國一印鈔,就不同了。加印人民幣一萬億,化為基建、築橋建路房地產,會有兩三千億帳目不明,經層層貪官,進了他們私人或其子女黨羽的口袋。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淪為「大老虎」,其豪宅抄家,中紀委就掏出了一噸重的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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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園寺公望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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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哲學君王

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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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必也正名

香港在英治時代,有中國文化氣息。

單看官名:今日叫「政務司」,以前稱「布政司」。什麼叫布政?布衣黔首,布政就是老百姓的事務。今日叫「首席檢控官」,以前叫「按察司」,楊鐵樑大法官曾掌此職。「司」這個字,已經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諸葛亮說:「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今日叫「司長」,不中不西不日,實屬亂來。

孔子說「必也正名」。特區政府今日形象不堪,先是「名不正」之累。譬如「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務」一詞,純屬多餘。政府每一部門,都為處理事務而設。外交部就外交部,不必叫「外交事務部」,因為「交」就有「處理事務」之意。財政部和內政部,不必叫「財政事務部」和「內政事務部」,因為「政」就是事務。

香港特區的中文崩壞,特區政府又想破舊立新,以前所謂「港英」,已經為你設計好,不必叫「公務員事務司」,而叫「銓敘司」。銓敘,就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專管官員的聘用和考核,歸由六部的吏部名下。譬如唐朝,起用一個官員,要經「三銓」:吏部尚書,加上左右侍郎,也就是部長和副部長共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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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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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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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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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強國爭拗文化

中國人社會沒有「辯論」,也沒有「爭論」,只有「爭拗」。

「爭拗」與「爭論」不同,更不是西洋的辯論。「爭拗」關鍵在一個「拗」字,爭論的「論」字,是「言」字旁,而爭拗的「拗」字,是「手」部,意思就是,無論揮灑幾多口水,必以動手打人或抓人的暴力收場。

「爭拗」不是講道理,而是比拼哪邊「有力」,這個力,就是「國家實力」。中國人對於「國家實力」的認知,在經歷過一百六十年所謂列強屈辱,聚焦在一句話,叫做「落後就要捱打」。國家有實力,所以不必再所謂捱打,這個「打」字,至此也與「爭拗」那個手字旁會師。

「國家實力」先體現在軍事之上:飛機、大炮、導彈,這一切都是令中國人集體自豪亢奮的器具,加上錢。然後是「人口多」的數量:中國人罵香港人,喜歡說「我們十三億人,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將你們六百萬香港人淹死」(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六百萬香港人之中,也有上二百萬近年由大陸過去的新移民,也有全國人大政協,如果真有唾沫像黃河決堤淹死的災難,也會淹死很多他們自己人)──因此,「爭拗」哪一方贏,決定於哪一方槍炮多、錢多、人多。最後是只要人口夠多,不斷重複一句話,真理會在人多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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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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