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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寒說佛

大陸北京毒霧鎖天,居民在街上戴防毒面具。洋人憂慮子女健康,陸續回國。

兩年前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每日發佈北京的污染數據,一片好意,但遭到中國政府辱罵為「干涉內政」,現在,北京一片灰霾。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便服親民,中國也大罵,指為做秀挑撥,現在,中國的總書記模仿,去北京吃包子,這又不是「做秀」了。

一個民族缺乏基本的理智和邏輯,卻又迷信「GDP壓倒一切」,道德信仰,又被他們膜拜的真神毛澤東摧毀淨盡,這下子,可精采了──說是精采,因為大陸是不可以批評的,一批評,即是「偏激」,你便是那十四億人民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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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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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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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三世界霸權

中國土豪企圖收購法國南部古堡酒莊,坐直升機巡視其即將擁有的「領土」時,不幸直升機墜毀,父子斃命。

本來是一宗小小意外。但是死者親屬請來一群和尚,在法國古堡舉行「超渡」。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南部的建築,都是二百年的莊園小石屋,藍天白雲,山嶺田園,是畢沙羅(Pissaro)或西斯里(Sisley)的印象派油畫畫面。忽然冒出一群中國和尚,燒香敲鑼鈸,播出大悲咒,唸唸有詞的在人家的古堡裏做一場法事,這種場景,或許叫做「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但是在唯美主義者眼中,畫面詭異莫名。

德國總理麥克萊夫人宣佈:「文化多元」在歐洲已經徹底失敗。太多非歐洲文明的外來移民,來到歐洲,揮霍着當地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炫耀着財富,拒絕融入歐洲的文化主流,正在腐蝕西方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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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湖遊記

大陸空氣污染,杭州西湖,也籠上一罩灰黑的毒霧,有人呼喊殺風景。怎會殺風景呢?學香港的天文台,將毒霧一概稱為「烟霞」,等同在酒家,看見貌醜的女侍應,都叫一聲「靚女」,中國人的日子,就過得輕鬆點。

西湖有毒霧,是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看看梁班子教育局採用的國民教育「中國模式手冊」,中國模式,文明進步,不要「係又鬧,唔係又鬧」,太偏激了吧。

何況杭州西湖,如果帶有偏見,判了死刑,不在空氣污染之今日。二十年前開始,大陸走向「市場經濟」,杭州西湖,也走向「市場」,湖邊開設卡拉OK酒廊,夜間張掛了紅紅綠綠的電燈泡。杭州西湖早就「現代化」起來。十年前我與朋友劉天賜君在西湖閒逛,看見一個中國龜公,很猥瑣的前來兜客:「要不要小姐?」我問:「什麼小姐?」還沒反應過來,劉君向龜公砸臉爆了一句粗口,怒喝:「×你老母滾你媽的蛋!」該龜公悻然退去。

事後我問:「這個龜公,膽敢在聯合國文化遺產、我國著名歷史名勝的西湖邊招攬嫖客,背後一定有公安撐腰。你這樣對他施用語言暴力,等同駡他的後台。駡他的後台,即是駡國家,駡國家,即是不愛國,劉翁,打狗也看主面,你太數典忘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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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世紀末英才

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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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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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豪賭

蘇格蘭明年公投,決定要不要獨立。首相金馬倫豪賭一手:公投通過,首相認輸,國家分裂;通不過,蘇格蘭獨立,不得再提。

這是文明的典範:雖然已經有成熟的議會民主,蘇格蘭獨不獨立,本來,民選的議會和首相,可以自行決定。但是,由於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也就是說:一個選區,假設有一千選民,其中一個候選人,得到五百○一票,即順利代表一千人進議會,另一個候選人,雖得四百九十九票,那四百九十九人的意願,即刻等於零。

蘇格蘭人喊不公平:其餘那四百九十九人,如果都強烈主張獨立,我們在倫敦的下議院,為甚麼完全沒有聲音?

首相說:既然這樣,那就全蘇格蘭公投吧。你們贏了,就可以分裂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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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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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馬拉拉難題

巴基斯坦女童馬拉拉的經歷,感動了文明世界。她出生在一個山谷,塔利班在她的家鄉奪權,厲行原教旨統治,嚴禁女童接受教育。馬拉拉堅決要讀書,乘巴士上學,遭到塔利班土匪鎗擊,頭部重傷。

馬拉拉輾轉投奔西方,今日定居英國伯明翰。馬拉拉的勇氣和意志,她代表了善良和公義,贏得文明世界的崇敬。

但是對於西方的左膠知識份子,如何定位,卻形成了難題。首先,禁止女性受教育,是伊斯蘭原教旨的文化習俗。遵守文化傳統,是馬拉拉愛國愛伊斯蘭的義務,本來「天經地義」。

但是馬拉拉勾結「外國勢力」,在巴基斯坦時,已經跟英國BBC電台做時事日誌,唱衰她的塔利班祖國。她今天完全投身「西方文化霸權」,尊崇英國,但她完全沒提到英國在巴基斯坦的殖民統治時的罪惡。對於「知識份子」,馬拉拉是個難題:馬拉拉是個「巴奸」,但也是女性,他們不知道,到底是「西方霸權」罪惡呢,還是塔利班殘酷涼血的「男性霸權」更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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