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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亞洲價值觀」

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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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全力拼經濟

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大戰一觸即發。英美受到冷戰結束後最大考驗。國際傳媒,紛紛評析,由歷史、國際法、文化、公義,多角度評論。

只有香港的華文傳媒,只有一個角度,就是一旦烏俄開戰,對於經濟,有何影響。各類股票市場專家、經濟學者,紛紛只講一個Point,就是經濟。

戰爭首先會生靈塗炭,破壞環境,如果英美介入,隨時升級。普京是個流氓,流氓好用暴力,他們明白的語言,亦唯暴力。

對於香港,遠方的戰爭,你隔岸觀火,是不是眼中只有經濟,也就是只關心金錢利益呢──莫斯科股市大瀉,是入貨最佳時機?然後紐約倫敦有何連鎖反應,而後油價國際之起落,將會如何影響我的荷包?股市大瀉,對於買期指的人,比屍橫遍野更令人振奮。其他一切,不必細究。跟香港的電視劇師奶講烏克蘭,她們總覺得那是一個比砵蘭街遙遠很多的地方。

因為華人社會,不論中港台,近年政府民間,流行口號,叫做「全力拼經濟」。「全力拼經濟」之下,大學讀工管,就業首選美林和摩根大通,大學學生會內閣穿一身黑衣裝,都像律師和所謂行政人員。香港不但是一座經濟城市,以中環為首,還是一座經濟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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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唸口訣

槍擊刀砍新聞記者,在第三世界或專制國家,確實只是一種「文化」──如果烏干達總統阿敏和中非皇帝博卡薩的部落吃人肉,根據西方左派的社會學者,不可以列為「野蠻」(Barbarity),而只是獨特的「非洲傳統文化」的話。

容忍言論批評,讓新聞記者擁有自由,二百年來,只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語國家的文化。由伏爾泰開始到美國憲法的條款精神,美國開國元老傑佛遜說:「在沒有政府和沒有報紙之間,我寧願選擇沒有政府」。西方世界尤其英語國家,尊重新聞自由,有他們的傳統。

英國首相、美國總統、加拿大和澳洲總理,無論如何兇狠,名下統領幾多特務,看見動搖自己的權力的內幕報道,都不會對新聞人出動暗殺和暗算。

首先,暗殺和偷襲,在英語世界,是陰暗卑瑣的行為,英國講紳士精神,競技場上的Fair Play,應用在生活裏。與仇敵光明正大的決鬥,請評判站中間,雙方持鎗,背道而行,一聲令下,才向政敵開火──決鬥要講公平的規則,英語世界的紳士精神,為何是如此重要的文明?因為紳士原則,就不容偷襲暗算的小人和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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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誰是王八蛋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到底是何因由,以西方的邏輯學,審視當前的中國式思維,是很有趣的中學通識課。

許多中國人讀了一些MBA或西洋書,也模仿着白人的思考,聲稱「沒有證據顯示劉進圖遇襲與新聞自由有關」,可能出於「個人恩怨」。既然「沒有證據」,即「不宜過早判斷」,既然不宜「過早判斷」,則劉氏被斬,與一名普通香港市民,包括三合會人士出於個人恩怨而遇襲,地位和性質相同。

但是一名普通市民或三合會人士遇刀襲,一年發生多宗,絕不會引起「不分左中右」的「全城譴責」,連特首、立法會主席、司局級官員,紛紛慰問、探視、「譴責兇徒有意識地殘忍」。

一名普通市民遇刀襲,既無此「不分左中右」的「全城公憤」隆重待遇,但劉先生卻「享受」了,很明顯,是因為劉先生的「新聞工作者」職業。

這就怪了:既然「沒有證據,不要扯上新聞自由」,那麼難道從事新聞工作的香港公民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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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昔白今黑

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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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危機

一百年前,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有許多,但這場仗稱得上「世界大戰」,最關鍵的原因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電信、內燃機、石油的開發,令生活節奏由馬車的速度轉換成汽車,社會風貌由寧靜細膩的畫筆轉為電光一瞬的攝影,全球各地的距離前所未有接近:美國的一個電報可以左右歐洲的戰事;中東殖民地、亞洲的新政權,本來天各一方,但因為一場大戰,信息交流,新技術由歐洲向全世界散播,人人有份,像東方快車穿山過海,一路接通歐亞大陸的風景,全人類共同投入,駛向現代都市文明(Urban Modernity)。

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百年來,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至少三次石油危機,其中的經濟生產與能源消耗,據說超過過去一千年的總和。

戰後全世界幾乎無一例外模仿美國,大興土木,修路造橋、建摩天大樓、推動房地產,鼓吹借貸,以消費換取GDP,只要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預見,此一方式不但無以為繼,在人口已高達七十億的今天更無異於飲鴆止渴,溫室效應、海洋污染,地球生態系統已經開始有災難性的變化,中國北方的霧霾,足以連北京都不再適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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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貪腐文化

中國社會的貪污,是文化基因的問題。

既然是基因,沒得改變,也不必解釋。英國人領導時期,訓練出來的文官,即所謂AO,在英國人的訓誡之下,規行矩步,像馬戲班馴獸師的口令下的一隻會走平衡木、穿衣服的猩猩,博得滿場兒童觀眾的歡笑和掌聲。

英國人走了,AO「當家作主」,不論當了政務司司長、局長,還是什麼專員,一旦與「內地交流」,到了某種程度,毫不例外,一定會變成「貪腐份子」。

中國人嘴巴裏說反貪腐,行為之中,兩千年都貪腐,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像海瑞,包拯這類,天生的不喜歡錢,但因為稀罕,所以才成為兩千年少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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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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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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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進軍大嶼山

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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