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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鐵漢演員

高倉健逝世,中國觀眾很哀慟,也不管什麼反日愛國不反日了,一起懷念「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主政,中國從日本「引進」因電影「追捕」全國走紅的這位銀幕鐵漢。

中國電影,其實也有自己的「鐵漢」型演員:六十年代,項堃和崔嵬,以至趙丹,都是中年演員之中的鐵漢型。

中國電影有很好的訓練,受蘇聯的表演方法訓練,上一代的演員不止有戲劇修養,還有文學和美學知識,比起今日大陸年輕人狂迷的一代整容韓星,中國演員有內涵,戲演得都比只懂哭哭啼啼或睜眉怒目的韓星好。

可是有內涵和修養沒有用,沒有創作自由,中國的鐵漢型演員在「解放」後都只能演革命英雄、解放軍政委之類,中國觀眾看得厭。高倉健一登陸,中國人迷上了日本電影角色中的人性。高倉健不止將中國女觀眾渴求的男子氣概帶進來,還有一股人文的情懷。

中國電影再有「鐵漢」,也鐵不過「文革」時「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上一代中國人都看過「小兵張嘎」(這齣戲一九六五年在香港上映,因為片名的北方話不合粵情,叫做「游擊小英雄」),導演正是演優而導的崔嵬。片中有一個共產黨游擊隊偵察員,名叫羅金保,演員張瑩,就是鐵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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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業主永遠贏家

佔中之後,香港當然還有生意做:馬路交通回暢,社會秩序「正常」了,但經濟泡沫,會更惡化,交通秩序回復正常,但社會更不正常。

為甚麼呢?首先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帶頭印鈔票,英國、歐盟、日本、中國,大家一起開動印鈔機。

英國、歐盟、日本印鈔票,都有他們的軌道。譬如日本,印鈔導致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內可刺激日本貨出口,跟南韓競爭;外則吸引遊客,來日本浸溫泉比以前便宜。

日圓貶值,刺激出口旅遊,為國內製造就業職位。日本、歐盟、英國印鈔,都跟從這樣的道理。印鈔票要有「道」──譬如,日圓如果多印了三萬億,其中六千億,不會化為安倍晉三內閣官員及其子女的口袋,然後匯到外國,轉化為貪污的出口資產。

但是中國一印鈔,就不同了。加印人民幣一萬億,化為基建、築橋建路房地產,會有兩三千億帳目不明,經層層貪官,進了他們私人或其子女黨羽的口袋。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淪為「大老虎」,其豪宅抄家,中紀委就掏出了一噸重的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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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園寺公望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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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往事千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佔中」學運,發生在何時?

最早而最大規模的,應該是北宋的「伏闕上書」事件,為首的「學者」,是一個叫陳東的教授。

像「佔中三子」一樣,陳東領導一群太學生,曾經上書宋徽宗,要求罷誅向金國侵略不抵抗求和的宦官童貫、蔡京等六人,並稱「六賊」,宋徽宗那時還「體察民意」,將「六賊」革除,也殺了幾個,陳東上書,很有影響力,改變了皇帝的判斷,於是聲威大盛。

不久之後,金兵分兩路南侵,要宋朝割地,宋徽宗退位,欽宗繼位,想棄京逃跑。兵部尚書李綱──相當於國防部長──極力反對,主張拖延,等援軍到了再反攻。宋欽宗將李綱解職。

陳東不認識李綱,對這位主戰的高官很佩服,率領了幾百個太學生。擁到東京皇宮的宣德門外,上書請願,跪下來伏拜,要求朝廷官復李綱原職,並懲辦主降派。

幾百個學生知識份子一行動,東京的百姓大受感動,不約而同,湧到宮門前,聚集了幾萬人。集會本來很「和平」,但主降的大臣李邦彥從皇宮出來,集會的百姓看見了,紛紛追着李邦彥大罵,有的還拾起地上的瓦片石頭向李身上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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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學星者死

沒有真正的民主,但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譬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產物。李光耀是一杯歷史運勢調校出來只此一家的雞尾酒。李光耀集兩千年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維多利亞時代以後英國的法治理性、德國的優生學和紀律於一身,而且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共產赤化亞洲的洗淬精煉,李光耀可以不給新加坡人民主,但能保持公正,李光耀的新加坡不止是一個獨特的國家,而且是一件作品。

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華人國家和地區,不要做夢,絕不可能做到。首先,李光耀是客家人,也是華裔,但絕對不是中國人。李光耀是劍橋出來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劍橋也是凱恩斯的思想故鄉,因此李光耀相信政府權威的干預,但由於劍橋是一所鼓勵叛逆的學堂,李光耀天不怕地不怕,七十年代,可以在東南亞的赤禍和伊斯蘭國家的團團包圍下,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將新加坡建成自己的理想國。

新加坡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有法治,也有人治;有理性的制度,其中又有家長的獨裁。新加坡的淡馬錫,由李氏家族掌控,國家就是他的資產,但李光耀一家從來不滿身穿名牌,他的孫子不會在烏節路百哩時速開法拉利,而且從來不將國家資產,化為個人在加州的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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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補課

總統奧巴馬說,美國準備制裁俄國,即使制裁令本國經濟受損,總統呼籲,國人準備承擔。

烏克蘭總理也公告國民:因為克里米亞之亂,烏克蘭可能破產,經濟會不景氣,他呼籲烏克蘭國民準備勒緊褲頭,緊縮一段時期。

「殺敵三千,自損八百」,一切對抗行為,都要付出代價。有時是金錢,有時是其他利益,有時是生命。但除非投降,如果要尊嚴,守住原則。那麼你口袋裏的錢會少一點,你過的日子不會像以前般舒適,甚至會流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軍轟炸英國,倫敦到處殘垣敗瓦,英王喬治夫婦訪察災區,倫敦婦女協助救援,因為缺少防空洞,市民疏散,席地在地鐵站的月台渡宿。這場轟炸,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The Blitz。

戰勝之後,國家負債纍纍,殖民地相繼獨立,海外的市場和資源沒有了。首相艾德禮厲行節儉緊縮,國民不哼一句,豬肉和雞蛋,一直定額配給發售,直到一九五五年,這緊縮的十年,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叫Au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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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哲學君王

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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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必也正名

香港在英治時代,有中國文化氣息。

單看官名:今日叫「政務司」,以前稱「布政司」。什麼叫布政?布衣黔首,布政就是老百姓的事務。今日叫「首席檢控官」,以前叫「按察司」,楊鐵樑大法官曾掌此職。「司」這個字,已經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諸葛亮說:「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今日叫「司長」,不中不西不日,實屬亂來。

孔子說「必也正名」。特區政府今日形象不堪,先是「名不正」之累。譬如「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務」一詞,純屬多餘。政府每一部門,都為處理事務而設。外交部就外交部,不必叫「外交事務部」,因為「交」就有「處理事務」之意。財政部和內政部,不必叫「財政事務部」和「內政事務部」,因為「政」就是事務。

香港特區的中文崩壞,特區政府又想破舊立新,以前所謂「港英」,已經為你設計好,不必叫「公務員事務司」,而叫「銓敘司」。銓敘,就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專管官員的聘用和考核,歸由六部的吏部名下。譬如唐朝,起用一個官員,要經「三銓」:吏部尚書,加上左右侍郎,也就是部長和副部長共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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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送別

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值艱苦年代,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那一年才三十出頭,遇到一位智者歐陽竟無。

歐陽竟無是江西人,清同治年出生,精通佛學,是中國哲學家熊十力的老師。他本名歐陽鏡湖,在中國開設佛學院,主辦佛教雜誌「內學」──「內」的意思,是內心的修煉。日軍侵略,他將學校由南京搬去四川,名「支那內學院」,精研印度佛教傳統、梵文,編印大藏經。

歐陽竟無是唐君毅父親的老師,在中國倫理裏,是太師輩份。這一年,歐陽竟無已經七十歲,戰事危急,遇到了逃難來四川的唐君毅。唐先生後來記述:

「他要我住在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但在怒氣中,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八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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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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