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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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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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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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釣份子因探望劉霞女士，在北京被抓捕，TVB記者亦遭數名中國男子圍毆，香港人很氣憤。
這個姓楊的先生，身份是「保釣人士」。日中關係緊張，幾乎開戰，就是因為香港的「保釣」人士違反《基本法》，干預中國的外交國防事務，擅自闖入尖閣列島（亦即中國宣稱的釣魚島、台灣說的釣魚台）而起。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經濟城市，不要搞太多政治，日中領土爭議，更是關你屁事。香港人理應對全世界都友善。「保釣份子」啟釁戰端，危害世界和平，這次回到大陸，受到中國公安制裁，令人想到，世上終有報應這回事。
至於電視台記者被毆，可不可以這樣看（Why not put it this way）：香港的免費電視新聞台，愛國親中，早已調整了凡事不可以「西方觀點報道」的偏頗立場。他們認為，許多新聞，應該多從中國人的觀點來報道評論，這樣才會免於被英美的CNN和路透社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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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一篇據稱是日本人的網評，譯成中文，題為「跟中國人辯論是浪費時間」，回應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
「中國人看事情，喜歡看表面，一些中國人總要找一些事情來諷刺挖苦、譬如日本首相一年換一個這種事。我會用笑話來解釋：內褲一年換一條固然不好，卻總比數十年穿一條內褲衛生得多。」
「又譬如日本的AV。在日本，這是合法的，開放的，但日本法律又是嚴格的，不會把強姦變成嫖宿幼女。這些事情見得多，也就沒興趣回應了。不與中國人辯論，是跟中國人相處需要遵守的原則，因為是浪費時間。」
此一文牘，寫得很cool，最近在網上熱傳，難怪不論中國如何囂罵反日，日本民間沉默不發一言──你在東莞砸中國人買的日本汽車，我在日本絕不會燒你中國人開的中華料理，也不會追打僑居日本的中國人報復，日本是一個成熟的民族。
香港的「藝評醜聞」，證實了日本這篇網論的觀點。不要跟中國人，尤其是洗了腦的中國人辯論，因為是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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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喜劇」遭到京女在香港的政治獎金批判，明眼人一看，當事人之背景、批判的「平台」，什麼人給的錢，哪類人「評審」，其中糾結的近親雜交、體液交染，就知道不止「愚昧」兩字之簡單，香港人天真，悟不出其中還有許多深層的名堂。
電影不止是娛樂，你以為是，有人認為是政治，政治講控制，偏偏創作是最講個性的營生，寇比力克、塔倫天奴、高恩兄弟，西方文化之所以成為全球理所當然的「霸權」，是因為西方文明國家，容許個性發揮，擁有自由。
即使以「藝評醜聞」這件事最表層而論：一個大陸的年輕人，來香港，見識「兩制」，理應明白香港的電影，既有王家衛的「一代宗師」，有許鞍華的「桃姐」，當然也有周星馳的「審死官」，以及彭浩翔的「低俗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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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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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導李安再奪奧斯卡，全球直播，在台上「感謝台灣」，這句話遭中國的傳媒竄改為「感謝台灣鄉親」，並定名為來自「中國台灣地區」。
看直播，見到李安口口聲聲「台灣」，不說「中國台灣」，我為這位台灣之子捏把汗。
但想一想，「李老師」避了「中國」兩字，或許有他的苦衷。
我猜想，李安本來應該很愛中國，他拍了一齣給中國人看的電影「色，戒」。豈知「色，戒」在中國公映，片中的愛國女志士王佳芝，受不了色情和戒指誘惑，放棄行刺漢奸，「最高領導同志」看完了，勃然大怒，還有許多「老幹部」，受不了李安「抹黑愛國先烈」，於是片子半途下了畫，李安遭官方傳媒定性為「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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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巧拆酒店服務公寓分售，將一個缺乏想像力的政府，迫出了情緒化的反應，氣得哇哇叫。
酒店套房，為什麼不可以拆賣？買了之後，你擁有這個套房。但是擁有之後，為什麼一定要天天長住？
這就切入了中國小農人口的思維盲點。中國人是實用的，他們認為，房子擁有了，不是自住，就是放租，每月賺取租金回報。
但是這個世界，多姿多采，還有其他的選擇。譬如，由英資擁有的文華酒店，就可以把頂樓一個房割出來，宣告巿場：這個房，是大明星張國榮跳樓自殺前，最後時刻，住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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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大陸廣電總局禁止各地電視廣告有「送禮」二字，企圖遏止行賄。
送禮不一定是行賄，過年送年糕，中秋送月餅，香港的電視廣告，早在七十年代，農曆新年，也有許多糖果廣告：金杯朱古力和瑞士糖，都說一句濫調：「送禮自用，名貴大方」。
送禮本來沒有問題，令中文這個古老的「禮」字變質，禁止「送禮」的電視廣告詞彙，是這個所謂「三千年燦爛文化」的民族，出了腐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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