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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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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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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歷史

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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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長命百歲

拖到今日,赤柬兩名老翁頭目,方被判「反人類罪」成立,處以終身監禁。

一個八十八歲,一個八十三歲。在中國一手養育支持的赤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這兩個人,不,惡魔──牠們姓名不寫出來了,為免污染我的筆──屠殺了二百萬柬埔寨人和華人。

但此後四十年,牠們一直逍遙法外,八十多歲的「高齡」,才判「終身監禁」。也就是說,假設此兩凶獠,有九十歲的命,一個只須在獄中兩年,一個七年。

也就是說,八十八歲的那位「長者」,如果在獄中兩年就去見他的恩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每一條命,牠只坐牢零點零零零三六天,也就是零點零零八小時,也就是半分鐘。

但牠們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看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日報和香港的愛國報紙就知道了──赤柬當年英勇反美,如果你是炎黃子孫,應該念舊,應該時時去探望,送些燕窩鮑魚什麼的,讓兩位老朋友安享晚年,所以如果兩位長者獄中得到中國人的關愛,有一百歲的命,直追我們香港大慈善家邵逸夫爵士,這兩個赤柬領導人,就他們害死的每一條命,僅還債坐牢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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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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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強國爭拗文化

中國人社會沒有「辯論」,也沒有「爭論」,只有「爭拗」。

「爭拗」與「爭論」不同,更不是西洋的辯論。「爭拗」關鍵在一個「拗」字,爭論的「論」字,是「言」字旁,而爭拗的「拗」字,是「手」部,意思就是,無論揮灑幾多口水,必以動手打人或抓人的暴力收場。

「爭拗」不是講道理,而是比拼哪邊「有力」,這個力,就是「國家實力」。中國人對於「國家實力」的認知,在經歷過一百六十年所謂列強屈辱,聚焦在一句話,叫做「落後就要捱打」。國家有實力,所以不必再所謂捱打,這個「打」字,至此也與「爭拗」那個手字旁會師。

「國家實力」先體現在軍事之上:飛機、大炮、導彈,這一切都是令中國人集體自豪亢奮的器具,加上錢。然後是「人口多」的數量:中國人罵香港人,喜歡說「我們十三億人,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將你們六百萬香港人淹死」(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六百萬香港人之中,也有上二百萬近年由大陸過去的新移民,也有全國人大政協,如果真有唾沫像黃河決堤淹死的災難,也會淹死很多他們自己人)──因此,「爭拗」哪一方贏,決定於哪一方槍炮多、錢多、人多。最後是只要人口夠多,不斷重複一句話,真理會在人多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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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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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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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點錯主教

西方的文化品牌,在遠東小農社會推銷,最重要是找對代理人。

在西方殖民史與人類學上,代理人又稱買辦,通常由本地受過教育的土著出任,因為買辦代理,必須溝通。代理人不要像中國找特首一樣亂欽點,譬如,英美煙草公司的萬寶路,要找香港代理,香港的代理人,只可以對市場說,吸煙是成功人士象徵,吸煙好有型,而不可以對市場說,吸煙危害健康。

英國聖公會,雖然是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因為包了二奶,進而「分裂祖國」,從不准離婚的梵蒂岡獨立拆出來的異端,五百年來因為「英國」,在香港和海外還算品牌。

但不知何故,英國人委任白人港督,從砵甸乍到肥彭,位位都上得桌面,但聖公會在香港的主教,一旦「炎黃子孫」起來,很快就出事。

香港聖公會的主教大罵爭普選的香港人「為什麼要發這麼多聲」,要求「做等待屠宰的羔羊」,而且要有「分析力」,遭到香港基督徒和有識之士痛罵。教會聲稱只是講道「幽默」。

我討厭政治,但喜歡邏輯常識。首先,聖經裏的耶穌──如果歷史上真有此人──就是向羅馬帝國「發聲」,才被羅馬定以「尋釁滋事」罪,判釘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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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身份認同之謎

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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