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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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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國家為什麼生你氣

AM730聲稱遭到中資抽走廣告,財政抵制。

這家報紙的老闆是愛國親中人士,報紙言論,跟另一家「知識份子報紙」一樣溫和,都是在「希望國家好」的大前提,發表「建設性的意見」,希望如果「中南海諸公」能這樣這樣,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一類,本來極為無害。

但是「上面」不會理會你如何含情脈脈地「動機是好的」。「上面」有一套八十年的鬥爭策略:當口口聲聲「毛酋共匪」的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亦即「主要矛盾」收拾解決之後,一九五一年開始,尊稱「毛先生」、本着一片好意的文化知識份子、進步資本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到了這個階段,主要敵人不再是蔣中正和杜魯門,而是胡風、張東蓀、儲安平、羅隆基、章乃器這些從前的「諍友」和自己人。

遭到制裁的兩家報紙,主事人或許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何過錯。

不久之前,「國家」曾經請過你吃飯,請過你了解國情,參加學習班,而且國家也「肯定」過你,認為雖然大家看法不全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國家認為,你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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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生孩子和愛國

國家級大師張藝謀有許多個子女,嚴重超生,公然無視國法,槍打出頭鳥,慘遭罰款人民幣七百多萬。

在一個文明的自由國家,生幾多個子女,是公民的人權。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意大利,國家只會不許避孕,不會限制國民生小孩。當然,中國國情不同,人口爆炸,已經十四億,而且絕大多數屬於官方承認的劣質人口──江澤民和溫家寶都說過,中國人民素質低,所以不宜實行西方的民主普選──限制劣質人口繁殖,以免為地球增加惡性消耗,中國反超生的法律符合世界利益。

但是張大師不同,大師是億萬人中罕有的優質中國人。連新加坡也鼓勵優生,以張大師的才華,他的人權和地位,理應高過陝北黃土高原的一個農民。

不可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中國是人治國家。若說張藝謀先生犯了超生法,要懲罰,那麼許多政治局常委、委員,也犯了貪污國法,有的財產千億,有的幾百億,為什麼「打大老虎」,打來打去,只是幾十隻蒼蠅、一兩隻野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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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和舊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到處講「發展」,拆毀的古村落,共九十萬座。

這個數字甚可怕。當前中國總理李克強還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怎樣城鎮化呢?答案是更多的古村落拆掉。所謂的「城鎮」,不外是今日到處見到的商場、酒家、房地產。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名勝舊蹟分不開。譬如生長鳳凰城的沈從文和黃永玉,有簷瓦和青石街道,才有小說「邊城」和水墨畫的靈思。生長在宜興的舊巷水鄉,才有徐悲鴻的畫意。在舊北平的天橋與胡同滾活過,方有風月小品的李翰祥。這一切都「城鎮化」,不錯,有無限GDP,但是這個國家不會有靈魂。

五年前英國歌唱家伊蓮佩芝(Elaine Page)來香港,大家閒話。佩芝唱過許多音樂劇的名曲,像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她去過鄰近地區,她對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拆舊建築呢?中國的舊房子都是全世界獨有的藝術,你呼籲一下,叫他們不要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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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寒說佛

大陸北京毒霧鎖天,居民在街上戴防毒面具。洋人憂慮子女健康,陸續回國。

兩年前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每日發佈北京的污染數據,一片好意,但遭到中國政府辱罵為「干涉內政」,現在,北京一片灰霾。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便服親民,中國也大罵,指為做秀挑撥,現在,中國的總書記模仿,去北京吃包子,這又不是「做秀」了。

一個民族缺乏基本的理智和邏輯,卻又迷信「GDP壓倒一切」,道德信仰,又被他們膜拜的真神毛澤東摧毀淨盡,這下子,可精采了──說是精采,因為大陸是不可以批評的,一批評,即是「偏激」,你便是那十四億人民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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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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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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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三世界霸權

中國土豪企圖收購法國南部古堡酒莊,坐直升機巡視其即將擁有的「領土」時,不幸直升機墜毀,父子斃命。

本來是一宗小小意外。但是死者親屬請來一群和尚,在法國古堡舉行「超渡」。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南部的建築,都是二百年的莊園小石屋,藍天白雲,山嶺田園,是畢沙羅(Pissaro)或西斯里(Sisley)的印象派油畫畫面。忽然冒出一群中國和尚,燒香敲鑼鈸,播出大悲咒,唸唸有詞的在人家的古堡裏做一場法事,這種場景,或許叫做「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但是在唯美主義者眼中,畫面詭異莫名。

德國總理麥克萊夫人宣佈:「文化多元」在歐洲已經徹底失敗。太多非歐洲文明的外來移民,來到歐洲,揮霍着當地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炫耀着財富,拒絕融入歐洲的文化主流,正在腐蝕西方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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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湖遊記

大陸空氣污染,杭州西湖,也籠上一罩灰黑的毒霧,有人呼喊殺風景。怎會殺風景呢?學香港的天文台,將毒霧一概稱為「烟霞」,等同在酒家,看見貌醜的女侍應,都叫一聲「靚女」,中國人的日子,就過得輕鬆點。

西湖有毒霧,是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看看梁班子教育局採用的國民教育「中國模式手冊」,中國模式,文明進步,不要「係又鬧,唔係又鬧」,太偏激了吧。

何況杭州西湖,如果帶有偏見,判了死刑,不在空氣污染之今日。二十年前開始,大陸走向「市場經濟」,杭州西湖,也走向「市場」,湖邊開設卡拉OK酒廊,夜間張掛了紅紅綠綠的電燈泡。杭州西湖早就「現代化」起來。十年前我與朋友劉天賜君在西湖閒逛,看見一個中國龜公,很猥瑣的前來兜客:「要不要小姐?」我問:「什麼小姐?」還沒反應過來,劉君向龜公砸臉爆了一句粗口,怒喝:「×你老母滾你媽的蛋!」該龜公悻然退去。

事後我問:「這個龜公,膽敢在聯合國文化遺產、我國著名歷史名勝的西湖邊招攬嫖客,背後一定有公安撐腰。你這樣對他施用語言暴力,等同駡他的後台。駡他的後台,即是駡國家,駡國家,即是不愛國,劉翁,打狗也看主面,你太數典忘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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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世紀末英才

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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