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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和舊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到處講「發展」,拆毀的古村落,共九十萬座。

這個數字甚可怕。當前中國總理李克強還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怎樣城鎮化呢?答案是更多的古村落拆掉。所謂的「城鎮」,不外是今日到處見到的商場、酒家、房地產。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名勝舊蹟分不開。譬如生長鳳凰城的沈從文和黃永玉,有簷瓦和青石街道,才有小說「邊城」和水墨畫的靈思。生長在宜興的舊巷水鄉,才有徐悲鴻的畫意。在舊北平的天橋與胡同滾活過,方有風月小品的李翰祥。這一切都「城鎮化」,不錯,有無限GDP,但是這個國家不會有靈魂。

五年前英國歌唱家伊蓮佩芝(Elaine Page)來香港,大家閒話。佩芝唱過許多音樂劇的名曲,像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她去過鄰近地區,她對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拆舊建築呢?中國的舊房子都是全世界獨有的藝術,你呼籲一下,叫他們不要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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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世紀末英才

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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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豪賭

蘇格蘭明年公投,決定要不要獨立。首相金馬倫豪賭一手:公投通過,首相認輸,國家分裂;通不過,蘇格蘭獨立,不得再提。

這是文明的典範:雖然已經有成熟的議會民主,蘇格蘭獨不獨立,本來,民選的議會和首相,可以自行決定。但是,由於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也就是說:一個選區,假設有一千選民,其中一個候選人,得到五百○一票,即順利代表一千人進議會,另一個候選人,雖得四百九十九票,那四百九十九人的意願,即刻等於零。

蘇格蘭人喊不公平:其餘那四百九十九人,如果都強烈主張獨立,我們在倫敦的下議院,為甚麼完全沒有聲音?

首相說:既然這樣,那就全蘇格蘭公投吧。你們贏了,就可以分裂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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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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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馬拉拉難題

巴基斯坦女童馬拉拉的經歷,感動了文明世界。她出生在一個山谷,塔利班在她的家鄉奪權,厲行原教旨統治,嚴禁女童接受教育。馬拉拉堅決要讀書,乘巴士上學,遭到塔利班土匪鎗擊,頭部重傷。

馬拉拉輾轉投奔西方,今日定居英國伯明翰。馬拉拉的勇氣和意志,她代表了善良和公義,贏得文明世界的崇敬。

但是對於西方的左膠知識份子,如何定位,卻形成了難題。首先,禁止女性受教育,是伊斯蘭原教旨的文化習俗。遵守文化傳統,是馬拉拉愛國愛伊斯蘭的義務,本來「天經地義」。

但是馬拉拉勾結「外國勢力」,在巴基斯坦時,已經跟英國BBC電台做時事日誌,唱衰她的塔利班祖國。她今天完全投身「西方文化霸權」,尊崇英國,但她完全沒提到英國在巴基斯坦的殖民統治時的罪惡。對於「知識份子」,馬拉拉是個難題:馬拉拉是個「巴奸」,但也是女性,他們不知道,到底是「西方霸權」罪惡呢,還是塔利班殘酷涼血的「男性霸權」更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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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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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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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切勿做諫官

行政會議召集人聲稱,電視台發牌風波,違反民意,呼籲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慘遭中國官方輿論硬生生轟得縮了頭。

中方發火,不是沒理由,因為共產黨看出這位召集人有中國知識份子包袱,想做「諫官」。中國皇帝最恨諫官。三千年前的伊尹、比干、伍子胥、屈原,然後是魏徵、房玄齡之類,到近代最後一位,應該是蔣介石時代的陳布雷。

對於中方,這樣子的中國男人,形象性格,實在太熟悉:華髮清癯,憂患早生,愁容多過笑臉,毫無反抗力,卻有一顆讀書種子的忠賢之心,好似要窮一人之力對抗滿朝的外戚宧官。中國皇帝因為自己是暴力起家,治國不通文墨,不得不倚重一兩個這樣的人,而且多半又是太上皇臨終前付託:關鍵時刻要聽聽他的意見,致使這個諫議大夫早就是眼中釘,看見他的背影,恨不得抽出寶劍追上去,一刀殺掉。

疑懼和仇恨的基因這樣遺傳下來,加上今日,他認為你這口飯是他賞賜的,你的豪華辦公室、職銜、私人司機、進出機場的貴賓室,皆由他欽寵所至。你吃我的,還要故示清高,將餵養你的主子,以及主子養的也一齊嘲諷,換取民間掌聲,中國必然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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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教育產業

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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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交流

英國朋友過港,數落祖家經濟不景,缺乏領袖人才,要向中國吸資金,變賣還笑嘻嘻,說英國沒落了。

「這句話你們自從戰後,講了七十年,但是來到遠東,你看,中國的父母用他們子女的腳來投票,」我匯報:「據統計,今年英國寄宿學校,有香港中小學生六千人;來自中國大陸,也有四千人。」

英國朋友嚇了一跳,心中盤算:以頭一百家名牌計算,中港小留學生共一萬,每家寄宿學校,平均一百人。

許多寄宿學校很小,才五六百學生,一百個華裔,等於五分之一,我警告:「請你們注意一下配額,千萬不要學香港的女政務司司長,說收納新移民,沒有上限。五分一的華人學生,在學校,一定要鐵腕管理,嚴禁說中國話,不然,好好的寄宿學校,就會變成唐人街。」

「這個問題,將會有點敏感,」英國人很鬼,講話不興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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