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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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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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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點錯主教

西方的文化品牌,在遠東小農社會推銷,最重要是找對代理人。

在西方殖民史與人類學上,代理人又稱買辦,通常由本地受過教育的土著出任,因為買辦代理,必須溝通。代理人不要像中國找特首一樣亂欽點,譬如,英美煙草公司的萬寶路,要找香港代理,香港的代理人,只可以對市場說,吸煙是成功人士象徵,吸煙好有型,而不可以對市場說,吸煙危害健康。

英國聖公會,雖然是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因為包了二奶,進而「分裂祖國」,從不准離婚的梵蒂岡獨立拆出來的異端,五百年來因為「英國」,在香港和海外還算品牌。

但不知何故,英國人委任白人港督,從砵甸乍到肥彭,位位都上得桌面,但聖公會在香港的主教,一旦「炎黃子孫」起來,很快就出事。

香港聖公會的主教大罵爭普選的香港人「為什麼要發這麼多聲」,要求「做等待屠宰的羔羊」,而且要有「分析力」,遭到香港基督徒和有識之士痛罵。教會聲稱只是講道「幽默」。

我討厭政治,但喜歡邏輯常識。首先,聖經裏的耶穌──如果歷史上真有此人──就是向羅馬帝國「發聲」,才被羅馬定以「尋釁滋事」罪,判釘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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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皆大歡喜

中國總理訪問英國,帶去合同三百五十億美元,並指定要英女皇見。英國稍一遲疑,中國即以取消訪問相脅。

英國政府向泰晤士報放料,將事件變成了不大不小的國際花邊新聞。英國外交,以推動貿易利益為原則,對第三世界的什麼民主人權,沒有太大的興趣。中國總理來訪,如果給足錢,如同付入場費,英女皇當然準備好見你,本來不是問題,但不知何故,變成了「中國總理渴望見英女皇,英國看錢份上,特予批准」,灰頭土臉的形象是誰?絕對不是英國首相。

英國跟德國不同。德國本來有強大的出口力,譬如平治房車,德國產品與中國官場的貪腐,同步自然增長。駕駛德國平治汽車,是中國人生平夢想,其次才是子女送英國寄宿學校。中國貪官即使有錢,想買平治,平治汽車廠生產不來,你要排隊,所以德國政府有本錢官方會見達賴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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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伯明翰淪陷

英國伯明翰二十五家政府中學,由於英國的「校本條例」,鼓吹「多元文化包容」,被伊斯蘭激進勢力騎劫校政,在學校教可蘭經,講授拉登恐怖主義,指阿蓋達是反西方的一股「正義勢力」。

最初是一些少數族裔的家長,開始投訴:學校上聖經課,推行性教育,而且讓女生上體育課,包括在學校泳池游泳,是不尊重「伊斯蘭少數族裔文化」。

然後,這些所謂「少數弱勢族群」,組織起來,滲入校董會,投票將英國校長和幾個英國白人的主任教師撤職,換上了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裔教師。

驅趕出來的校長,向伯明翰市政府投訴,上報倫敦教育大臣,下議院即刻質詢,發現這幾家政府中學,雖然在使用納稅人的公帑,但已經成為伊斯蘭激進思想甚或恐怖主義的大講堂──這一切,正是從「多元文化」、「包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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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影中俠聖

六月大熱天,最好是看日本片消暑。「永遠的0」和「東京小屋」,背景都是東亞太平洋戰爭。

「永遠的0」主角是神風特攻隊。這個問題,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敗是非,會有一點爭議,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看過了,覺得很好,而且大力推薦。

電影講一個前神風特攻隊戰士的外孫,找尋外公以前的身世。外公雖然是神風隊長,但是很奇怪,神風應該視死如歸,從倖存的戰士老來的記憶,他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當神風隊員個個認為為了愛國,應該捨棄生命,這位隊長卻宣揚:活下來更重要。

外公到底是懦夫還是英雄?年輕人到處尋訪,從不同的同袍老來憶述之中,拼湊真相,後來發現離奇的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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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少放一樣零件

中國將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山寨仿造了一具,做主題公園裝飾,埃及政府抗議,並要索償。

埃及今日是穆斯林兄弟會之類的政權,比較小器。中國各地都有山寨貨,像浙江紹興就有一座泰晤士鎮,至於各地仿造的美國白宮更不計其數。中國人天生骨髓親英崇洋,山寨仿造,限於歐美英國品牌建築,現在連埃及的也抄襲了,算是突破。中國在崛起,抄你是給你面子,人家英美都不作聲,埃及這種窮措大卻不識好歹的拍桌子,真夠混蛋。

幾年前一個英國教育界朋友在香港,問:「中國人喜歡將子女山長水遠送來英國的寄宿學校,為什麼不學我們寄宿學校的教育方法?英國的寄宿學校教育,不是可口可樂的方程式,不是英國導彈基地的機密,一切都公開。中國和香港許多官員訪問英國,只要他們管教育政策,開口想參觀,想學習我們的教育方式,我們都歡迎。中國人學了這套,在中國照辦,中國家長可以省許多英鎊和機票。我不明白中國人可以抄襲一座泰晤士鎮,為什麼抄不了一家伊頓公學或哈羅?」

「中國人只懂抄一個殼,」我當時答:「一切能觸摸(Tanigible)、而且有價格(Price)的殼物,像建築物,都會抄,但不能觸摸(Intangible)而與價值(Price)有關的,不知何故,就算你免費轉送知識產權和原創方程式,都抄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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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父與子

德國政府準備將史圖加市的機場新命名為「隆美爾機場」,引起爭議。

隆美爾又名「沙漠之狐」,是納粹名將,在北非與盟國展開沙漠的坦克戰。隆美爾是納粹時代軍事技藝最精的將軍之一,布局精密,用兵神妙,而且性格並不如納粹其他人如戈林、希姆萊之殘暴,專心打仗,其餘少管,所以連英國的蒙哥馬利也有惺惜之感。

機場改名隆美爾,不是紀念這個將軍,而是隆美爾的兒子。

隆美爾將軍的兒子長大後,當了史圖加的市長,長達二十二年。十四歲那年,他加入過納粹空軍,而且還想參加納粹的青年近衛軍團,但父親反對。

隆美爾沒有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四年七月,德國將領史圖芬堡企圖暗殺希特拉,將炸彈皮包放在指揮部的長桌下,沒有成功。叛黨一網成擒,隆美爾被指參與圖謀。希特拉本來極為欣賞隆美爾的才華,希特拉處決了史圖芬堡,但着令隆美爾服氰化鉀自盡,類似中國皇帝的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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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人間喜劇

越南排中,國際普遍同情越南,包括曾經血戰過越南的美國,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美國和歐洲,覺得七十年代欠了越南一點人情債。

一九七八年,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推翻由中國餵養的波布赤柬血腥政權。

那時英美誤以為,越南的靠山是蘇聯,越南推翻赤柬,雖然是共產黨世界鬼打鬼的內戰,但英美擔心蘇聯在印支擴大了影響力,因此英美不承認越南扶植的洪森與韓桑林政權,仍在聯合國承認波布赤柬的所謂「民主柬埔寨」。

但是越共推翻赤柬,結束了赤柬三年的種族滅絕,將柬埔寨由一座人間煉獄,解放了出來。柬埔寨全民歡迎越南此一「外國勢力」入侵,獨中國反對。英美在躊躇之下,在聯合國仍投票支持早已倒台的赤柬政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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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再論「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騙局

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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