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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和人性

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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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小馬哥大問題

台灣大學生佔領了立法院之後,又轉攻行政院,闖進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辦公室翻看文件,如此悲壯聲勢,自「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而火燒趙家樓以來罕見。

中國發動輿論攻勢,大罵台灣大學生是「紅衞兵」。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大學生即使街頭抗爭,也只上承中華民國的五四運動傳統。「紅衞兵」是大陸毛澤東的基因獨家,其他國家,不可能複製,砸毀孔廟,破壞文物,而且上有一名赤色教主。台灣大學生沒有用鞭子抽教授,沒有當場打死中學校長,更沒有闖進故宮博物院。所以台灣「紅衞兵」之說,低智商的人才會相信。

馬總統如何應對,令人擔心。小馬哥是一個潔癖的政治小白臉,尤為注重「國際形象」。現在,英國鴨巴甸大學的政治系洋人教授──要強調不是華裔,而是洋人──開腔了,越洋責備我們小馬哥:你用棍棒打學生,你跟鄧小平和共產黨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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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只怪哈佛

中國必定要「統一」台灣,表面上是「維護領土完整,神聖原則不可侵犯」,但烏蘇里江以東和黑龍江以北,那一片中國領土更大,也一樣「神聖」,為何那一大片有四個法國大的領土,正式送了給俄國?

因為這是個心理學的問題,黑龍江以北那一大片,贈送給俄國,中國領導人每一個,在骨子裏都戀慕馬列主義的蘇俄,正如香港人今天還在戀慕彭定康的英國。愛是盲目的,毫無理性可言。

二來烏蘇里江那邊沒有什麼人居住,一片寒天瘠土。中國帝皇權力的原始心理學,是以自己的意志施加於人身上,我要「管理」你,受到我的意志支配的,一定要是人,而且數量越多,越有快感。

黑龍江以北只有幾隻黑熊,沒有什麼人,台灣卻有二千三百萬人,而且看上去自由自在,活得很好。明明一樣的「炎黃子孫」,一九四九年,我本來就該追擊你,武力令你歸順,但這件事沒有完成,你這兩千萬人逍遙在我權力的版圖之外,就像一個極度潔癖的人,看見牆上有一塊泥漬,不抹掉,心中有如刀割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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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一地碎玻璃

台北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馬小九與大陸的服務貿易協議。抗議的人以「香港之死」為例,警告「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原來香港已經變成台灣的反面教材。這樣一來,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垂範作用」,不但毫無吸引力,而且還有反面的阻嚇和警惕,已經完全沒有意義。

其實,台灣從邁出普選總統的一日,香港對台灣的「櫥窗作用」,早就完結。

台灣已經可以民選總統,如果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台灣的總統,降格為「特首」。然後香港特首由一千二百人小圈子來「選」,或者雖全民有得投票,但候選人卻由中國先「篩選」,這個不許報名,那個也不准入閘。對於早就兩黨自由競爭、兩黨按巿場而自由決定入閘候選人的台灣,香港這個「櫥窗」,早就由中國用石頭砸破了玻璃,裏面的貨,自己掃掉。

香港不但「垂範台灣」不成,還變成令台灣更抗拒「統一」的反面教材。既然這樣,就對中國形成兩個邏輯問題:一,既然今日,則當初何必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主權?二,但不收回也收回了,台灣既然已完全不信這台戲,則再「一國兩制」下去,對中國又有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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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小通要

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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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到底爭什麼

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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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亞洲價值觀」

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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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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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 – 台灣不只有拚經濟

◎記者陳曉宜/專訪

記者問:「你覺得台北人需要什麼?」陳昇以他一貫慵懶的眼神對你說:「能否讓我們日子過得不緊張。」一句不太有建設性的話,卻似乎道出這些日子以來,台北人活在這個城市的心情,從三一八學運反黑箱服貿、四二二反核四延燒,這個城市充滿無數的壓力,執政者對反抗者的不妥協,反抗者的步步進逼,從總統到市長,真的無人能讓我們不緊張。

反服貿 顧生活品質
陳昇說,「我真的覺得,我們不要賺這麼多的錢。」他說,台灣過去最有錢的時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時代,現在也許是正常的,台灣已經比世界上一半的人過得好,「陸客真的不要再來了,我們真的要犧牲我們的生活品質嗎?有人說不簽服貿會被邊緣化。我想問的是,難道我們還不夠邊緣化嗎?服貿讓我們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我雖然沒站出來特別發聲,但如果你問我,我會告訴你,我反服貿。」

「我有很多大陸朋友,我也很喜歡他們,但我常跟他們講,等你們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陳昇不改幽默地說,卻一語道破台灣與中國的距離在哪裡,原來這不是個經濟成長率的問題,當多數政治人物都將拚經濟做為最主要的政見時,陳昇說:「我最不喜歡的三個字就是拚經濟,應該是要拚活著,用現有的姿態去製造台灣人最愛過的生活,這個辦法,不是只有拚經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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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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