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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歧視的境界

文明和野蠻之間,永遠無法妥協,也不可能溝通,這個世界,才有名正言順的歧視。加拿大、美國、英國,都有反歧視的法律,但是普京出席澳洲主辦的G20,就公開受到歧視,沒有人願意理睬,普京灰溜溜,提早退場,這就是對俄國的歧視。

朋友的兒子就讀英國一家寄宿學校。有一天,他班上一個俄國同學玩欖球時受了傷,去衛生室包紮。衛生室的兩個醫護士,對中學生一視同仁,很關懷呵護,一面包紮,聊天隨口問:你爸爸在俄國做哪個行業?小孩答:他做軍火生意。一室馬上靜下來。醫療依舊,但人人不再說話,臉色肅穆。

小孩感到氣氛不對,學校員工因為他父親,對他轉為冷淡。這就是歧視了。我告訴朋友的孩子:這樣的歧視,很好,是一種公義。當然,子女無辜,心裏不舒服,但他父親製造的軍火,在世上殘殺了幾多父母,造就幾多孤兒,遠遠超過「心裏不舒服」,一生無依而傷痛。讓這個孩子感到受歧視,他就會轉而怨恨他罪惡的父母。這樣的後果,也是一種公義。

人生的許多抉擇,是基於歧視而達成的。譬如,你選擇移民的國家,是白人為主流的加拿大、澳洲、美國,因為你堅信耶教文明衍生的自由、寬容、人權,對生命的尊嚴保障,比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津巴布韋高等。你家中收藏的音樂CD,是海頓、貝多芬、蕭邦,而不是東南亞土著為香港旅行團晚膳時敲敲打打的竹子和幾根粗絃。身為中產階級家長的你,讓女兒學鋼琴,因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證書,你為什麼不叫她學拉二胡、腰間繫一隻小紅鼓、咚咚鏘、咚哩𠾐咚鏘地跳紅綢舞呢?你不愛國呀?不,你歧視,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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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業主永遠贏家

佔中之後,香港當然還有生意做:馬路交通回暢,社會秩序「正常」了,但經濟泡沫,會更惡化,交通秩序回復正常,但社會更不正常。

為甚麼呢?首先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帶頭印鈔票,英國、歐盟、日本、中國,大家一起開動印鈔機。

英國、歐盟、日本印鈔票,都有他們的軌道。譬如日本,印鈔導致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內可刺激日本貨出口,跟南韓競爭;外則吸引遊客,來日本浸溫泉比以前便宜。

日圓貶值,刺激出口旅遊,為國內製造就業職位。日本、歐盟、英國印鈔,都跟從這樣的道理。印鈔票要有「道」──譬如,日圓如果多印了三萬億,其中六千億,不會化為安倍晉三內閣官員及其子女的口袋,然後匯到外國,轉化為貪污的出口資產。

但是中國一印鈔,就不同了。加印人民幣一萬億,化為基建、築橋建路房地產,會有兩三千億帳目不明,經層層貪官,進了他們私人或其子女黨羽的口袋。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淪為「大老虎」,其豪宅抄家,中紀委就掏出了一噸重的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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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園寺公望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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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補課

總統奧巴馬說,美國準備制裁俄國,即使制裁令本國經濟受損,總統呼籲,國人準備承擔。

烏克蘭總理也公告國民:因為克里米亞之亂,烏克蘭可能破產,經濟會不景氣,他呼籲烏克蘭國民準備勒緊褲頭,緊縮一段時期。

「殺敵三千,自損八百」,一切對抗行為,都要付出代價。有時是金錢,有時是其他利益,有時是生命。但除非投降,如果要尊嚴,守住原則。那麼你口袋裏的錢會少一點,你過的日子不會像以前般舒適,甚至會流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軍轟炸英國,倫敦到處殘垣敗瓦,英王喬治夫婦訪察災區,倫敦婦女協助救援,因為缺少防空洞,市民疏散,席地在地鐵站的月台渡宿。這場轟炸,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The Blitz。

戰勝之後,國家負債纍纍,殖民地相繼獨立,海外的市場和資源沒有了。首相艾德禮厲行節儉緊縮,國民不哼一句,豬肉和雞蛋,一直定額配給發售,直到一九五五年,這緊縮的十年,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叫Au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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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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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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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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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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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伯明翰淪陷

英國伯明翰二十五家政府中學,由於英國的「校本條例」,鼓吹「多元文化包容」,被伊斯蘭激進勢力騎劫校政,在學校教可蘭經,講授拉登恐怖主義,指阿蓋達是反西方的一股「正義勢力」。

最初是一些少數族裔的家長,開始投訴:學校上聖經課,推行性教育,而且讓女生上體育課,包括在學校泳池游泳,是不尊重「伊斯蘭少數族裔文化」。

然後,這些所謂「少數弱勢族群」,組織起來,滲入校董會,投票將英國校長和幾個英國白人的主任教師撤職,換上了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裔教師。

驅趕出來的校長,向伯明翰市政府投訴,上報倫敦教育大臣,下議院即刻質詢,發現這幾家政府中學,雖然在使用納稅人的公帑,但已經成為伊斯蘭激進思想甚或恐怖主義的大講堂──這一切,正是從「多元文化」、「包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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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少放一樣零件

中國將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山寨仿造了一具,做主題公園裝飾,埃及政府抗議,並要索償。

埃及今日是穆斯林兄弟會之類的政權,比較小器。中國各地都有山寨貨,像浙江紹興就有一座泰晤士鎮,至於各地仿造的美國白宮更不計其數。中國人天生骨髓親英崇洋,山寨仿造,限於歐美英國品牌建築,現在連埃及的也抄襲了,算是突破。中國在崛起,抄你是給你面子,人家英美都不作聲,埃及這種窮措大卻不識好歹的拍桌子,真夠混蛋。

幾年前一個英國教育界朋友在香港,問:「中國人喜歡將子女山長水遠送來英國的寄宿學校,為什麼不學我們寄宿學校的教育方法?英國的寄宿學校教育,不是可口可樂的方程式,不是英國導彈基地的機密,一切都公開。中國和香港許多官員訪問英國,只要他們管教育政策,開口想參觀,想學習我們的教育方式,我們都歡迎。中國人學了這套,在中國照辦,中國家長可以省許多英鎊和機票。我不明白中國人可以抄襲一座泰晤士鎮,為什麼抄不了一家伊頓公學或哈羅?」

「中國人只懂抄一個殼,」我當時答:「一切能觸摸(Tanigible)、而且有價格(Price)的殼物,像建築物,都會抄,但不能觸摸(Intangible)而與價值(Price)有關的,不知何故,就算你免費轉送知識產權和原創方程式,都抄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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