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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唸口訣

槍擊刀砍新聞記者,在第三世界或專制國家,確實只是一種「文化」──如果烏干達總統阿敏和中非皇帝博卡薩的部落吃人肉,根據西方左派的社會學者,不可以列為「野蠻」(Barbarity),而只是獨特的「非洲傳統文化」的話。

容忍言論批評,讓新聞記者擁有自由,二百年來,只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語國家的文化。由伏爾泰開始到美國憲法的條款精神,美國開國元老傑佛遜說:「在沒有政府和沒有報紙之間,我寧願選擇沒有政府」。西方世界尤其英語國家,尊重新聞自由,有他們的傳統。

英國首相、美國總統、加拿大和澳洲總理,無論如何兇狠,名下統領幾多特務,看見動搖自己的權力的內幕報道,都不會對新聞人出動暗殺和暗算。

首先,暗殺和偷襲,在英語世界,是陰暗卑瑣的行為,英國講紳士精神,競技場上的Fair Play,應用在生活裏。與仇敵光明正大的決鬥,請評判站中間,雙方持鎗,背道而行,一聲令下,才向政敵開火──決鬥要講公平的規則,英語世界的紳士精神,為何是如此重要的文明?因為紳士原則,就不容偷襲暗算的小人和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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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危機

一百年前,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有許多,但這場仗稱得上「世界大戰」,最關鍵的原因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電信、內燃機、石油的開發,令生活節奏由馬車的速度轉換成汽車,社會風貌由寧靜細膩的畫筆轉為電光一瞬的攝影,全球各地的距離前所未有接近:美國的一個電報可以左右歐洲的戰事;中東殖民地、亞洲的新政權,本來天各一方,但因為一場大戰,信息交流,新技術由歐洲向全世界散播,人人有份,像東方快車穿山過海,一路接通歐亞大陸的風景,全人類共同投入,駛向現代都市文明(Urban Modernity)。

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百年來,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至少三次石油危機,其中的經濟生產與能源消耗,據說超過過去一千年的總和。

戰後全世界幾乎無一例外模仿美國,大興土木,修路造橋、建摩天大樓、推動房地產,鼓吹借貸,以消費換取GDP,只要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預見,此一方式不但無以為繼,在人口已高達七十億的今天更無異於飲鴆止渴,溫室效應、海洋污染,地球生態系統已經開始有災難性的變化,中國北方的霧霾,足以連北京都不再適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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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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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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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寒說佛

大陸北京毒霧鎖天,居民在街上戴防毒面具。洋人憂慮子女健康,陸續回國。

兩年前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每日發佈北京的污染數據,一片好意,但遭到中國政府辱罵為「干涉內政」,現在,北京一片灰霾。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便服親民,中國也大罵,指為做秀挑撥,現在,中國的總書記模仿,去北京吃包子,這又不是「做秀」了。

一個民族缺乏基本的理智和邏輯,卻又迷信「GDP壓倒一切」,道德信仰,又被他們膜拜的真神毛澤東摧毀淨盡,這下子,可精采了──說是精采,因為大陸是不可以批評的,一批評,即是「偏激」,你便是那十四億人民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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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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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 A New History

作者: Richard Gott

終於完成了2014年的第一本書……

古巴,會令人聯想到雪茄、陽光與海灘。但原來這個加勒比海中最大的島嶼有著一段迂迴曲折的歷史。由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成為西班牙帝國的殖民地,20世紀初籍著美國的介入下脫離西班牙人統治,但生活在古巴島上的人並沒有真正活在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表面上雖獨立,但背後實為美國操控。由美國扶持下的獨裁政府當然並沒有為古巴島上的人改善生活,卻不斷將國家的利益出賣給資本家以獲取個人利益。最終這個獨裁政府被卡斯特羅兄弟及哲古華拉推番,成立一個共產主義,亦即是現在的古巴共和國。

在蘇共的支援下,經濟得到基本的支持,卡斯特羅可以毫無顧慮下在古巴進行各種共產政策,同時,對革命有著瘋狂著迷的哲古華拉不斷向南美及非洲多國輸出革命。古巴亦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可以實行比較理想的共產主義國家。(看看北韓就應該知道共產主義只會是一個完美的理型,不可能由不完美的人類完成。)

後多蘇共瓦解,古巴失去了經濟上的靠山,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新的經濟模型,雪茄與旅遊業成為了古巴新的經濟基礎,這個共產主義國家最後也要向資本主義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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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布在古巴奴役原住民,用了很多滅絕人性的方法強迫他們淘金,拐賣及強姦女原住民。歐洲帶來的天花與麻疹病毒加上屠殺同迫害為整個美洲的原住民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很多原住民奮力抵抗戰死,即使逃亡到山上也被不個歐洲人的魔掌,有些原住民為了不被淩辱,親手將自己的家人殺死然後自殺…… 這絕對是西方交明的一大污點。在 Wikipedia 讀到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引述印第安泰諾族領袖哈土依(Hatuey)的一篇演說:

這就是西班牙人所崇尚的對象。為了這些,他們戰鬥和殺人;為了這些,他們迫害我們,這就是我們把他們扔進海裡的原因……他們這些暴君告訴我們,他們崇仰和平與平等之神,但卻篡奪我們的土地,把我們淪為奴隸。他告訴我們他們是多麼的好,但卻掠奪我們的財產,擄去我們的妻子,強姦我們的女兒。這些懦夫跟我們為敵,卻讓鐵把自己覆蓋,令我們的武器無法穿透……

Here is the God the Spaniards worship. For these they fight and kill; for these they persecute us and that is why we have to throw them into the sea… They tell us, these tyrants, that they adore a God of peace and equality, and yet they usurp our land and make us their slaves. They speak to us of an immortal soul and of their etern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yet they rob our belongings, seduce our women, violate our daughters. Incapable of matching us in valor, these cowards cover themselves with iron that our weapons cannot break…

哈土依最後在古巴南部一個叫亞拉(Yara)的地方被西班牙人活活燒死。行刑前,一位神父告訴他,若他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就可以上天堂。哈土依問道:「天堂有西班牙人的嗎?」神父回答說:「天堂有很多西班牙人,只要是善良的西班牙人都可以上天堂。」哈土依於是說:「我不願意當天主教徒了,因為最善良的西班牙人也都是壞蛋,我不想上天堂後要跟他們一塊兒。」

Reference:

 

cuba-a-new-history

陶傑 – 哈哈哈

在GDP的生理軀殼之上,「中國」或許仍然很「強盛」,但是在靈魂、精神,以生命的意義來說,明眼人一看,心裏有數,中國已經死亡。

國死掉了沒有?有定義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之鄰近地區,不論官場、民間、商企,有「禮義廉恥」沒有?如果沒有,就是死了。

只是人死了,有法醫官宣布死亡,一個國族死了,聯合國不會給牠開死亡證,美國也不會。因為尚有龐大的人口在存活,他們張口吃飯、伸手穿衣、花錢購物,對於美國和歐洲,有強大的「商機」。對於波音公司、平治汽車,到LV和Chanel手袋企業,並無某一國家或民族,只有某一市場。一個國族死了,只要市場還活着,就有鈔票可數,這就好。

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開始不說話的原因。一個國家既然步向死亡,但市場卻日漸昌盛,西方國家想通了:只對你講貿易壁壘、開放市場的問題,不會再跟你講人權。因為嚴格來說,市場裏只有十四億消費者,與許多牛馬豬羊,人呢?在技術上,一個也沒有。既然沒有人,這就好辦,西方白人社會學術名詞即可應用,中國問題,你可以超越原有的心智座景(Transcend the pre-existing mindset),換一副思考架構(Change framework),在利潤商業和人文世界之間,完成「範式轉移」(Paradigm-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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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一課

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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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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