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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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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黑狗來喜

大陸文革作家金敬邁論中國極左,是真正的懺悔。他說:文革發瘋的,不是毛頭一個人,一幫奴才,煽動唆使,寧左勿右,最後一個民族全部發瘋,人人如此,這才最可怕最可怕。

金敬邁的小說「歐陽海之歌」,講一個貧農兒子找到了解放軍,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國文革官方指定為全國讀物,小學、中學、工廠單位,全部要「學習歐陽海」。

這部小說,小時候我也看過。歐陽海七八歲行乞要飯,乳名叫「小海」,討到地主家,地主放出一隻大黑狗,名叫「來喜」,向小海腿上咬了一口。小海拖着一條血淋淋的腿回家,大叫「我要報仇」。

小海盼望的「解放」,很快終於來臨,共產黨來了,捉了地主開清算大會。農民喧嘩臭罵地主,小海在人叢裏,提着一張刀,衝上台,將地主一隻耳朵硬生生割了下來。

那時我看到這裏,感到共產黨向下一代灌輸的仇恨教育之可怕。地主沒有施捨給你飯吃,很正常。今天大陸的窮人,一人拿一個碗,跑到大富翁馬雲的北京豪宅門口要飯,你看馬雲會給你飯吃呢,還是城管和公安一哄而上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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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彭定康的預言

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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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淚芭蕾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總監,被人淋了鏹水。不下於印度的輪姦案,所謂「金磚四國」,其中一個固然永不必再論,俄國和印度,不論經濟多增長,證明離現代文明尚遠。

俄國的芭蕾舞有兩大流派:以聖彼得堡為中心,比較受法國宮廷影響,由沙皇傳下來,風格古典而拘謹,叫做基洛夫芭蕾團(Kirov)。基洛夫是一九三四年被史達林暗殺的共黨異議分子。另一派以莫斯科為基地,芭蕾的風格有點改革,舞者的動作從下身釋放出來,豪放一些,上軀也增加一點動力,有現代風。

就像烹飪,南北菜系,俄國芭蕾這東西兩宗,基洛夫與歐洲相近,比較受西方歡迎,莫斯科大劇院這一支,卻另有俄國本土風格。

芭蕾舞是殘酷的藝術,尋常女兒家,沒有天份和意志,不要進這一行。美國黑人女明星沙丹娜(Zoe Saldana)說:「芭蕾我沒再學下去,因為我發現有一部份自我死了。」(I had to quit ballet because it felt like a part of me was dying inside me)這是很撕心裂肺的真話。小女孩學芭蕾,像中國的柔軟體操培訓,不斷受到苛斥和否認。不,不是這樣,重新再來。不,你做得不夠好。一雙芭蕾舞鞋,是血淚灌溉成的一株百合,即使成長了,芳香也帶着飲泣,淒美不忍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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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中國高層在流傳法國大革命研究,其權威論著,就是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歐洲的現代史,就是由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我在本欄說過,不識法國大革命,無資格論政。現在更要修正:正如沒看通紅樓夢,不太有資格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同理,不懂法國大革命,無以做一個世界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說不完的故事,讀不完的教科書,回味不盡的激情劇。讀法國革命史透澈,能知過去未來,可悉人性思想:歷史的大海嘯爆發了,如何自處?本來是好人,為何變成了惡魔,明明是庸人,為何變成了犧牲品。法國大革命史尚可與中國歷史並讀,譬如:三國演義,曹魏篡漢,最後天下卻盡歸司馬懿。法國大革命,最後革命派也分裂而自相殘殺,卻由拿破崙「冷手執個熱煎堆」,統合大局,而且在歐洲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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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海外白食史

中國遊客在澳洲掃購奶粉,又在紐西蘭跟窮人爭食慈善餐,哄動南半球。

搶買奶粉,還有當地的超市得益,但紐西蘭的慈善餐,卻是免費的,本來是招待窮人、流浪漢、酒鬼、吸毒者。中國遊客聽說有得白吃,「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哪裏會放過,蜂擁上去進食,當地電視台拍下此等「中國人的光輝」場面,替你免費宣傳漢唐聲威。

中國人在海外搶吃免費餐,有一段「白食史」,紐西蘭不是第一宗。英國的賭場,早在八十年代就招待中國人進場白食,因為他們豪賭,為了吸引中國人多留一陣,多輸一點,英國各地賭場請來唐人街的廚師,招待他們免費吃叉鴨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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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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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 – 今次選舉係港人最後機會

倪老大雖然預言香港之死是命中注定,但即使死,香港人也應該稍為掙扎一下,「生物自然反應嚟㗎嘛,魚呀、星斑呀都會跳幾跳啦,死亡之前都要反抗。今次選舉係香港人嘅最後機會,最後抗拒共產黨侵入嘅機會,雖然終於都係會死,但都要出番啖氣。」

「我三十幾年前已經講過啦,香港一定死㗎,(咁香港人唔想死可以點呀?)唔想死冇辦法㗎,不斷抗爭或者可以拖慢啲死嘅,但死係一定嘅,香港嘅精神已經死亡咗。」

要對付共產黨的統治,超出以寫科幻小說聞名的倪匡的思考範圍,「中國13億人都冇辦法,香港你幾百萬人憑乜呀?而且我對呢次選舉結果嘅睇法都好悲觀㗎,嗰啲少少激動行為呢,香港人又唔鍾意喇,又話佢太激動喇,掟幾隻蕉你就話激動喇,你點同共產黨對抗吖?」

評眼前的候選人,建制派他只是一句輕輕帶過,「陳婉嫻嗰啲共產黨嚟㗎啦,全部都係共產黨,或者共產黨嘅走卒啦。」他認為只有激進派能與共產黨抗衡。

倪匡眼中,從中英談判至今,香港已經錯失多次抗共的機會,「如果嗰陣香港有百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回歸嘅話,個局面又唔同㗎嘛,E家你一次又一次錯失(機會),(五區)公投係好好機會畀你抗共㗎喇,你又反對,你香港人一次又一次機會錯過,有辦法都變咗冇辦法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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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用子女的腳投票

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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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 – 被驅不異犬與雞

現代香港旅人視大遷徙是風景,看斑馬和牛羚逐水草雨露千里長征,卻遺忘了人人家裏一條南來香港的逃亡路線圖。過去50年,無數中國人逃避戰火、逃避批鬥、逃避飢荒,在國土上亂竄如畜牲,慌忙間流落香港這個臨時淨土的,其中一個就是倪匡,那些年吃老鼠、螞蟻和棉花充飢南逃的經歷,他沒有忘記。

「避共產黨係惟有移民㗎咋,到E家你有咩辦法呀?好似鍾祖康話來生不做中國人,我今世就不做中國人喇。」1992年,「仔大女大」的他展開人生第二次逃亡,目的地是美國三藩巿,共產黨魔爪未及的地方,「香港啲高官都走晒啦,政務司(林鄭月娥)一個咁大嘅官,可以老公仔女都喺外國,自己一個喺香港,你話佢想點樣?」

倪匡的邏輯很簡單,香港就是數人頭也數輸,「中國十幾億人都唔夠佢鬥,你話幾百萬武警公安喺度,你同佢鬥你點鬥呀?以前都話搵支木棍可以擋到佢,E家佢機關槍坦克你搵咩同佢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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