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共產黨

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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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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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一課

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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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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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黑狗來喜

大陸文革作家金敬邁論中國極左,是真正的懺悔。他說:文革發瘋的,不是毛頭一個人,一幫奴才,煽動唆使,寧左勿右,最後一個民族全部發瘋,人人如此,這才最可怕最可怕。

金敬邁的小說「歐陽海之歌」,講一個貧農兒子找到了解放軍,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國文革官方指定為全國讀物,小學、中學、工廠單位,全部要「學習歐陽海」。

這部小說,小時候我也看過。歐陽海七八歲行乞要飯,乳名叫「小海」,討到地主家,地主放出一隻大黑狗,名叫「來喜」,向小海腿上咬了一口。小海拖着一條血淋淋的腿回家,大叫「我要報仇」。

小海盼望的「解放」,很快終於來臨,共產黨來了,捉了地主開清算大會。農民喧嘩臭罵地主,小海在人叢裏,提着一張刀,衝上台,將地主一隻耳朵硬生生割了下來。

那時我看到這裏,感到共產黨向下一代灌輸的仇恨教育之可怕。地主沒有施捨給你飯吃,很正常。今天大陸的窮人,一人拿一個碗,跑到大富翁馬雲的北京豪宅門口要飯,你看馬雲會給你飯吃呢,還是城管和公安一哄而上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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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彭定康的預言

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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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淚芭蕾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總監,被人淋了鏹水。不下於印度的輪姦案,所謂「金磚四國」,其中一個固然永不必再論,俄國和印度,不論經濟多增長,證明離現代文明尚遠。

俄國的芭蕾舞有兩大流派:以聖彼得堡為中心,比較受法國宮廷影響,由沙皇傳下來,風格古典而拘謹,叫做基洛夫芭蕾團(Kirov)。基洛夫是一九三四年被史達林暗殺的共黨異議分子。另一派以莫斯科為基地,芭蕾的風格有點改革,舞者的動作從下身釋放出來,豪放一些,上軀也增加一點動力,有現代風。

就像烹飪,南北菜系,俄國芭蕾這東西兩宗,基洛夫與歐洲相近,比較受西方歡迎,莫斯科大劇院這一支,卻另有俄國本土風格。

芭蕾舞是殘酷的藝術,尋常女兒家,沒有天份和意志,不要進這一行。美國黑人女明星沙丹娜(Zoe Saldana)說:「芭蕾我沒再學下去,因為我發現有一部份自我死了。」(I had to quit ballet because it felt like a part of me was dying inside me)這是很撕心裂肺的真話。小女孩學芭蕾,像中國的柔軟體操培訓,不斷受到苛斥和否認。不,不是這樣,重新再來。不,你做得不夠好。一雙芭蕾舞鞋,是血淚灌溉成的一株百合,即使成長了,芳香也帶着飲泣,淒美不忍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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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中國高層在流傳法國大革命研究,其權威論著,就是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歐洲的現代史,就是由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我在本欄說過,不識法國大革命,無資格論政。現在更要修正:正如沒看通紅樓夢,不太有資格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同理,不懂法國大革命,無以做一個世界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說不完的故事,讀不完的教科書,回味不盡的激情劇。讀法國革命史透澈,能知過去未來,可悉人性思想:歷史的大海嘯爆發了,如何自處?本來是好人,為何變成了惡魔,明明是庸人,為何變成了犧牲品。法國大革命史尚可與中國歷史並讀,譬如:三國演義,曹魏篡漢,最後天下卻盡歸司馬懿。法國大革命,最後革命派也分裂而自相殘殺,卻由拿破崙「冷手執個熱煎堆」,統合大局,而且在歐洲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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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海外白食史

中國遊客在澳洲掃購奶粉,又在紐西蘭跟窮人爭食慈善餐,哄動南半球。

搶買奶粉,還有當地的超市得益,但紐西蘭的慈善餐,卻是免費的,本來是招待窮人、流浪漢、酒鬼、吸毒者。中國遊客聽說有得白吃,「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哪裏會放過,蜂擁上去進食,當地電視台拍下此等「中國人的光輝」場面,替你免費宣傳漢唐聲威。

中國人在海外搶吃免費餐,有一段「白食史」,紐西蘭不是第一宗。英國的賭場,早在八十年代就招待中國人進場白食,因為他們豪賭,為了吸引中國人多留一陣,多輸一點,英國各地賭場請來唐人街的廚師,招待他們免費吃叉鴨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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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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