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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人間喜劇

越南排中,國際普遍同情越南,包括曾經血戰過越南的美國,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美國和歐洲,覺得七十年代欠了越南一點人情債。

一九七八年,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推翻由中國餵養的波布赤柬血腥政權。

那時英美誤以為,越南的靠山是蘇聯,越南推翻赤柬,雖然是共產黨世界鬼打鬼的內戰,但英美擔心蘇聯在印支擴大了影響力,因此英美不承認越南扶植的洪森與韓桑林政權,仍在聯合國承認波布赤柬的所謂「民主柬埔寨」。

但是越共推翻赤柬,結束了赤柬三年的種族滅絕,將柬埔寨由一座人間煉獄,解放了出來。柬埔寨全民歡迎越南此一「外國勢力」入侵,獨中國反對。英美在躊躇之下,在聯合國仍投票支持早已倒台的赤柬政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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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之由來

香港人英治一百五十多年,政治天真,近三十年,只將中國當做一個大巿場,而不知道深圳河以北的一大片,不止是巿場,還是一個政體強力統治着的國家。

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幾十年來由衣食、行動、戶口,嚴厲管治到他們的思想?靠一個極為嚴密的龐大的組織機器。

這個組織機器,要管治好一個散渙的民族,首先自己要有一套嚴格的約束力。此一組織的約束力,不止是紀律和規條,而有一套深植入血液和骨髓的意識,此一深層意識,叫做「黨性」。

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黨性」是什麼回事。有點知識的,會以為只是一般大企業或財團對下屬的規章要求。但「黨性」之嚴厲,遠不止於此。

因為當一個政黨在初生之時,由一股熱血理想的人,鼓吹暴力革命,推翻「壓迫者」,進而還要很激進地摧毀一個所謂「舊世界」,這個政黨須在統治者的追捕殺戮之下艱苦生存,並尋求擴大地盤。一個同志被捕了,遭到嚴刑拷打,要供出組織,如果沒有超強的黨性,在白色恐怖之下咬牙挺住,地下黨的革命就會夭折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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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和人性

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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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亞洲價值觀」

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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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南北中國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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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左右不是人

做報紙除了新聞要力求客觀,報紙的評論版,從來不必「左右平衡」。香港在英治時代,報攤百花齊放,那時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大家覺得英國很好,所以沒有人反對英女皇。想看共產左報,可以看「文匯」。想看國府的親台報刊,大可選讀「香港時報」。欲知第三股勢力的自由知識份子怎麼說,可以看查先生獨立辦的「明報」──當年的明報,不是「左右平衡」的所謂「中立」,而是有別於文革極左與蔣家戒嚴以外見解的獨立,而獨立,也有鮮明的立場。

一份報紙體現的是辦報人的信仰:澳洲的梅鐸和英國的羅斯柴德勳爵各自有所信仰──如果老闆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極權,則報紙反共而維護人權,像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太陽報」;如果老闆同情貧苦階層,認為社會福利多派一點,則報紙左傾而對蘇聯有點「知識份子」的憧憬,如英國的「衛報」。

「每日電訊報」的評論版,不必撥出一半篇幅,刊登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呼籲早日廢除皇室的言論。「衛報」的評論版,也不必刻意出讓另一半篇幅,刊登保守黨右翼政治家鐵比特(Norman Tebbit)要求限制巴基斯坦移民的論點,以示「客觀、公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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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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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夏志清與錢鍾書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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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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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一課

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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