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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危機

一百年前,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有許多,但這場仗稱得上「世界大戰」,最關鍵的原因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電信、內燃機、石油的開發,令生活節奏由馬車的速度轉換成汽車,社會風貌由寧靜細膩的畫筆轉為電光一瞬的攝影,全球各地的距離前所未有接近:美國的一個電報可以左右歐洲的戰事;中東殖民地、亞洲的新政權,本來天各一方,但因為一場大戰,信息交流,新技術由歐洲向全世界散播,人人有份,像東方快車穿山過海,一路接通歐亞大陸的風景,全人類共同投入,駛向現代都市文明(Urban Modernity)。

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百年來,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至少三次石油危機,其中的經濟生產與能源消耗,據說超過過去一千年的總和。

戰後全世界幾乎無一例外模仿美國,大興土木,修路造橋、建摩天大樓、推動房地產,鼓吹借貸,以消費換取GDP,只要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預見,此一方式不但無以為繼,在人口已高達七十億的今天更無異於飲鴆止渴,溫室效應、海洋污染,地球生態系統已經開始有災難性的變化,中國北方的霧霾,足以連北京都不再適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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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貪腐文化

中國社會的貪污,是文化基因的問題。

既然是基因,沒得改變,也不必解釋。英國人領導時期,訓練出來的文官,即所謂AO,在英國人的訓誡之下,規行矩步,像馬戲班馴獸師的口令下的一隻會走平衡木、穿衣服的猩猩,博得滿場兒童觀眾的歡笑和掌聲。

英國人走了,AO「當家作主」,不論當了政務司司長、局長,還是什麼專員,一旦與「內地交流」,到了某種程度,毫不例外,一定會變成「貪腐份子」。

中國人嘴巴裏說反貪腐,行為之中,兩千年都貪腐,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像海瑞,包拯這類,天生的不喜歡錢,但因為稀罕,所以才成為兩千年少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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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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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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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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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人看文化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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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南北中國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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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年初四

年初四,小時候香港的童謠:「一二三四馬騮放臭屁,放到年初四。唔係我,就係你。」因此,總以為「年初四」的意義,只為了這首作弄人的兒歌而設。

但是年初四為「羊日」,初七方為「人日」。中國農曆新年為千百年農業社會的生活速度而設。從前的一切,地久天長,驢子拽着石磨,牛拉着耕犂,從這山莊到那村店走三十里路,連農曆新年,每一天都配給一種生畜做生日:雞狗豬羊之後,才輪到牛、馬、人。

過中國新年,就知道中國文化不可以「現代化」。譬如高鐵一連接,將二十一世紀的高速度帶進來,中國的習俗即刻有一大片癱亡。北方的農村,過年要過一個月,如果這樣叫做「不合時宜」,因為現代社會要講求效率,中國人的工商業城市,不可能有這許多天假期,那麼農曆新年的習俗,一天挨一天的淘汰掉。

中國文化不講「快」,一切只求「慢」。廣東的老火湯要熬六七個鐘頭,紅樓夢要看足八十回,中國功夫要學紮馬,同理,農曆新年要過全套,中國文化的意識,隨同那一身藍棉襖、一地紅色的爆竹紙屑,還有一地的皚雪,才會留在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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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抱罐子的人

北京上海嚴重污染,大陸網民還發揮所謂「幽默」,聲稱至少北京的空氣污染,「人人平等」,意思是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跟在天安門廣場下跪哀求的中國農民一樣,毒霧無分貴賤,一齊污染,呼吸的空氣是一樣的。

大陸網民不可以盲目樂觀。中共政治局委員,雖然也住在北京,但中國式的特權,不是賤民可以想像,有一天,北京的官員,可以每人配備一具氧氣筒,口戴氧氣罩,一樣可以在北京四處走動,包括進食店吃包子。

像潛水蛙人揹的那種,氧氣筒多半是金屬造的,重幾十公斤,當然不必領導人揹在背上,由「秘書」或者隨從抱着,連一條塑膠管子,領導人戴着氧氣罩,秘書助理也抱着氧氣筒,寸步不離,跟在身邊。

有人會問:那麼抱氧氣筒的秘書隨從呢?他們也要戴口罩吸氧氣的吧。他們的那具氧氣筒,如果又由另一個人揹着跟隨,那麼一個鏈接一個,豈不無窮無盡,領導人身邊要跟着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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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馬年

馬年來了,遍地看見徐悲鴻的水墨奔馬圖。

徐悲鴻的馬,每一匹都嶙峋而清癯,活脫脫是中國士人的隱喻。徐悲鴻本人,氣質蒼涼,臉上永遠帶一層荒老的悲哀。

徐悲鴻幸而死得早,活不過大陸的「反右」和「文革」。不然他的筆下,每一匹都是黑馬,而且其馬昂首疾馳,分明眼中毫無「工農兵群眾」。徐悲鴻的水墨馬,沒有一匹有解放軍來策騎。如此天馬行空,分明是對祖國人民的離羣和抗拒。

只一組馬,即足令徐悲鴻遭到紅衛兵暴力批鬥十回。

中國現代作品裏寫馬,還有何其芳。何其芳有一首詩,叫做「古城」,開頭幾句,很令人震懾而歡喜:

「有客從塞外歸來,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

何其芳沒有想到的是,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他歌頌的偉大領袖,叫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中國知識份子信以為真,他們不敢怒號,只嘶鳴幾聲,即刻受到詛咒,化為一列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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