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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暴動是非

一九六七年反英暴亂,因為大紫荊愛國老英雄之死,又引發一場是非之爭。

有人倡議:要「重新評價六七」,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之前,「港英」治下的香港,窮人受壓迫,所以愛國同胞起來放炸彈,紅燒英國白皮猪、生劏警察黃皮狗,還是有道理。

英治時代,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確實有許多窮人。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難民大舉南逃,進入香港躲避的結果,中國的內戰,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難民湧來一百萬。不久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中國人,一九六二年,廣東飢民翻山越嶺,又逃來幾十萬。

英國人建公屋的速度,追不上中國蟻民逃避中國統治而用腳投票的逃跑速度,於是英國人慈悲為懷,撥出許多山頭,讓你木屋棲身。

英治時代,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的窮人不是英國製造的,是中國人殘酷不仁的政治的自我排洩。英國自己,戰後也很窮,艾德禮的英國工黨政府要派經濟學家凱恩斯借錢,英女皇沒有錢拿來香港派,美國教會的傳教士倒是派了不少奶粉。然後就是所謂「窮人受壓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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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九月三日

梁班子的新聞資訊專員「白宮發言人」,與香港學者爆發罵戰。因為學者質疑梁班子為何跟隨大陸,選擇九月三日「抗戰勝利日」放假。

發言人在日本的北海道,旅行疏扶,卻批判學者「罔顧父執輩在日本鐵蹄下的感受,數典忘祖」,引起網民恥笑。

但凡你一聽見中國人開口罵另一個疑似中國人「數典忘祖」、而且還牽扯進日本的時候,經驗告訴你,必定又有笑話爆發了。

因為中國人在日本面前,不管有沒有忘記什麼「父執輩在日本鐵蹄下」的「感受」是苦是樂,以「愛祖國、用國貨」、「不忘日本侵略、抵制日貨」的一連串喊過許多遍的愛國口號來驗證:「數典忘祖」是每一位炎黃子孫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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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Marketing

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陶傑 – 人性的盲點

從利比亞乘船北渡地中海到意大利的難民之中,將會混雜扮成難民的恐怖份子。

這還不算,伊斯蘭國還直接經營難民貿易:由伊斯蘭國控制的港口,放難民船出海,由船主向難民收錢,再與伊斯蘭國對分。

這樣一來,伊斯蘭國退可以坐地賣配額賺錢,進則可以放幾個恐怖份子上船混入歐盟。歐盟的左膠政府,以「人道理由、歐洲的人權法例」,不能拒收。恐怖組織利用歐洲此一盲點,名正言順將恐怖活動在歐洲擴散。

這就是左膠對人類的危害。他們的「包容」、「平等」、社會福利,將書本上的烏托邦理論,實踐起來,內則限制本身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動不動就禁制「歧視」,但外則向恐怖主義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左膠對於伊斯蘭極端言論,在國內保障,因為恐怖份子是有色人種,來自第三世界;對於本國的抗議、反對、警醒的聲音,都視之為仇敵,因為他們本身是信奉耶教的白人。一九五二年的麥卡錫,令左派驚嚇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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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種族滋擾

英國大選,一個叫麥雅倫(Alan Mak)、在英國出生的香港第二代華裔當選。不出本人所料,華文傳媒即刻將這位麥先生標籤出來,追問一連串令麥雅倫感到很尷尬問題,如「你準備怎樣加強中英港關係」之類。麥議員很識大體,一句頂回:「我只為我的選區服務,我不說中文,請勿強調我的種裔出身。」意思就是:請少來「中國人揚威海外」那一套,我對中國事務沒有興趣。

這樣一來,中國網民即刻破口大罵。麥雅倫對那麼多伸過來拉扯衣角認親攀戚的中國人,只不過畧一閃避,即刻見識到右翼中華種族主義的仇恨。

在西方,強調少數人的種族膚色,是種族主義意識。而且,如果你沒有民族自卑感,也不必因為一個「炎黃子孫」的「同胞」在外面上了位而感到特別興奮。譬如匈牙利裔的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入主愛麗榭宮,而且娶了一個法國美女匈牙利人沒有放鞭炮慶祝;薩科齊下台被控貪污,匈牙利國民也沒有垂頭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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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法官愛國難

終審庭首席大法官再說一次:法官判案,超然中立,不涉政治。

但是中方與愛國愛港陣營,要求香港的法官要「愛國」。愛國,就是政治。「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就是中方和愛國陣營對法官的又一次嚴重警告。

香港主權移交十八年,在龐大持久的「統戰」攻勢之下,香港社會各界,基本已經攻陷,也就是說,都已陸續歸隊:工商、漁農、新聞、金融、教育、醫療、會計、演藝……也就是說,最初不太愛國的,在「統戰」之下,漸漸改變了思想。

令你由不愛國變成愛國,中國有辦法。對付工商最容易,給你大陸市場,你馬上就愛國了。錢賺得越多,愛國感情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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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青天馬老爺

香港終審庭大法官馬道立再說一次: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不考慮檢控的動機,中立而超然判案。

馬道立的言論,很明顯,是駁斥特區親中愛國陣營的一輪嘮嘮叨叨的牢騷,聲稱「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警方堅持愛國愛港,抓捕佔中人士,但交給戴假髮、形象英式、看上去不愛中國的法官,卻通通放人。

意思就是:你們法官是英國訓練出來的卧底,與佔中運動,裏應外合。

這是很典型的中國思考方式──如果你認為這叫做「思考」的話。中國人的基因,不可能明白西方文明的「三權分立」,但是,很奇怪,中國農民又崇拜北宋時代的包公──包公不就是不理會皇帝,「司法獨立」,所以才變成了民間的英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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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輪到你做莊

二十一世紀,西方的地運開始衰落。西方沒有人文和政治領袖。幾年前,查良鏞先生對我說:本來這是中國文化復興、宣播世界的最佳時機,一千年來難逢。如果中國文化有貨色剩下,中國人現在是真正的吐氣揚眉了。

查先生厚道,沒有再說下去。意思就是:世界好不容易輪到一個可以由中國做莊家的時機,但這一代的中國人,做不來,白白浪費了歷史時機。

當然,有許多人不同意。他們會說:現在中國人有錢,還有世界最大的市場。

然而,「做莊」的意思,不止是錢,而是優秀的文化。中國人自己都知道,世界此刻對中國的「尊重」,是看錢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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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遠東的凱撒大帝

李光耀是獨裁者。批評這個人獨裁,很容易,一定對,而且一定佔據了「道德高地」。然而李光耀的獨裁,與史達林、金正恩之流不同。

許多人知道,因為新加坡立國面積太小,鄰近國家一屬伊斯蘭教,對新加坡不友善。二是共產國家:越南、柬埔寨,還有對南洋「輸出革命」、暗中顛覆的中國。

李光耀管治下的新加坡,以華人人口為主。李光耀也是華人,但他清楚認識:華人做生意計算精明,華人讀科技很聰明,但是華人不懂得政治。而且星馬華人來自閩粵中國,他們的「鄉土情懷」,感性而天真。以五十年代的華人大規模左傾、覺得毛澤東在建立天堂、紛紛「愛國」而去大陸「報效祖國」的潮流為證,華人不論有無知識,其腦筋少生了一根絃,容易受「愛國」政治煽惑而利用。

李光耀受英國精英教育,極為理性,他很清楚:如果讓政治幼稚的華人、情緒衝動的馬來人真的用選票來抉擇,新加坡會淪為赤色高棉、越南,或印尼。

李光耀的獨裁,不是貪戀權力,而是出於愛護新加坡這個他親生的兒子的一片激情。他對妻子從一而終,他有帝王一樣的專權,卻沒有包養新加坡電視台的女主播,沒有將國有資產化為貪金腐財、轉移美國。李光耀的太太從來沒有一身歐洲名牌手袋衣裝,兒女沒有開過法拉利在烏節路衝過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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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反中是妄想

上水變身為水貨消費城,殖民地時代的村店風味沒有了,變成藥房超市城,店舖租金跟尖沙咀差不多,油鹽奶茶咖啡的物價也漸與香港的中環看齊。

換了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乘腳踏車上班,小運河縱橫,阿姆斯特丹市民絕不容許五百年的風味之城美國化,變成紐約第五大街。意大利的威尼斯,也不會讓滿街的小店變成只賣奶粉、鑽石珠寶、成藥的香港銅鑼灣。

因為阿姆斯特丹市民和威尼斯人,覺得一個「錢」字,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不要「全球一體化」,即使「一體化」帶來他們祖輩十代都想不到的金錢收益,他們以阿姆斯特丹歪斜三百年的舊房子和腳踏車為傲,以河道的貢都拉木船為樂。你告訴他們:不如將舊房子都拆掉,將落後的貢都拉換成快艇,像中國杭州的西湖,這樣會帶來更大的「發展」,會有更高的GDP,你們可以賺更多的錢。他們會對你搖頭,說:我們不要那麼多錢。

因為他們是歐洲的白人,這就叫「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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