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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國家為什麼生你氣

AM730聲稱遭到中資抽走廣告,財政抵制。

這家報紙的老闆是愛國親中人士,報紙言論,跟另一家「知識份子報紙」一樣溫和,都是在「希望國家好」的大前提,發表「建設性的意見」,希望如果「中南海諸公」能這樣這樣,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一類,本來極為無害。

但是「上面」不會理會你如何含情脈脈地「動機是好的」。「上面」有一套八十年的鬥爭策略:當口口聲聲「毛酋共匪」的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亦即「主要矛盾」收拾解決之後,一九五一年開始,尊稱「毛先生」、本着一片好意的文化知識份子、進步資本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到了這個階段,主要敵人不再是蔣中正和杜魯門,而是胡風、張東蓀、儲安平、羅隆基、章乃器這些從前的「諍友」和自己人。

遭到制裁的兩家報紙,主事人或許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何過錯。

不久之前,「國家」曾經請過你吃飯,請過你了解國情,參加學習班,而且國家也「肯定」過你,認為雖然大家看法不全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國家認為,你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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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生孩子和愛國

國家級大師張藝謀有許多個子女,嚴重超生,公然無視國法,槍打出頭鳥,慘遭罰款人民幣七百多萬。

在一個文明的自由國家,生幾多個子女,是公民的人權。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意大利,國家只會不許避孕,不會限制國民生小孩。當然,中國國情不同,人口爆炸,已經十四億,而且絕大多數屬於官方承認的劣質人口──江澤民和溫家寶都說過,中國人民素質低,所以不宜實行西方的民主普選──限制劣質人口繁殖,以免為地球增加惡性消耗,中國反超生的法律符合世界利益。

但是張大師不同,大師是億萬人中罕有的優質中國人。連新加坡也鼓勵優生,以張大師的才華,他的人權和地位,理應高過陝北黃土高原的一個農民。

不可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中國是人治國家。若說張藝謀先生犯了超生法,要懲罰,那麼許多政治局常委、委員,也犯了貪污國法,有的財產千億,有的幾百億,為什麼「打大老虎」,打來打去,只是幾十隻蒼蠅、一兩隻野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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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和舊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到處講「發展」,拆毀的古村落,共九十萬座。

這個數字甚可怕。當前中國總理李克強還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怎樣城鎮化呢?答案是更多的古村落拆掉。所謂的「城鎮」,不外是今日到處見到的商場、酒家、房地產。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名勝舊蹟分不開。譬如生長鳳凰城的沈從文和黃永玉,有簷瓦和青石街道,才有小說「邊城」和水墨畫的靈思。生長在宜興的舊巷水鄉,才有徐悲鴻的畫意。在舊北平的天橋與胡同滾活過,方有風月小品的李翰祥。這一切都「城鎮化」,不錯,有無限GDP,但是這個國家不會有靈魂。

五年前英國歌唱家伊蓮佩芝(Elaine Page)來香港,大家閒話。佩芝唱過許多音樂劇的名曲,像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她去過鄰近地區,她對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拆舊建築呢?中國的舊房子都是全世界獨有的藝術,你呼籲一下,叫他們不要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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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寒說佛

大陸北京毒霧鎖天,居民在街上戴防毒面具。洋人憂慮子女健康,陸續回國。

兩年前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每日發佈北京的污染數據,一片好意,但遭到中國政府辱罵為「干涉內政」,現在,北京一片灰霾。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便服親民,中國也大罵,指為做秀挑撥,現在,中國的總書記模仿,去北京吃包子,這又不是「做秀」了。

一個民族缺乏基本的理智和邏輯,卻又迷信「GDP壓倒一切」,道德信仰,又被他們膜拜的真神毛澤東摧毀淨盡,這下子,可精采了──說是精采,因為大陸是不可以批評的,一批評,即是「偏激」,你便是那十四億人民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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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三世界霸權

中國土豪企圖收購法國南部古堡酒莊,坐直升機巡視其即將擁有的「領土」時,不幸直升機墜毀,父子斃命。

本來是一宗小小意外。但是死者親屬請來一群和尚,在法國古堡舉行「超渡」。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南部的建築,都是二百年的莊園小石屋,藍天白雲,山嶺田園,是畢沙羅(Pissaro)或西斯里(Sisley)的印象派油畫畫面。忽然冒出一群中國和尚,燒香敲鑼鈸,播出大悲咒,唸唸有詞的在人家的古堡裏做一場法事,這種場景,或許叫做「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但是在唯美主義者眼中,畫面詭異莫名。

德國總理麥克萊夫人宣佈:「文化多元」在歐洲已經徹底失敗。太多非歐洲文明的外來移民,來到歐洲,揮霍着當地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炫耀着財富,拒絕融入歐洲的文化主流,正在腐蝕西方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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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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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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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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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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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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