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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再論「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騙局

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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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知識份子悲劇

羅孚先生一生熱愛文藝,對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衷的喜歡,於書畫亦有近乎狂熱的欣賞。

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服務的政權,以毛澤東為首,天生仇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之中第一類:讀原子物理者,還可以利用來造核彈,可以奉為上賓;知識份子第二類如醫生、工程師和地質學家,可以「思想改造」之後適當利用,但不斷還要打壓,因為這類理工專家屬於「白專」,還要接受「工農兵」領導。

至於第三類:文科的知識份子,如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像翦伯贊、陳寅恪、朱光潛、老舍、沈從文,毛澤東對這類人,懷有刻骨仇恨之最。這一類即使聲稱接受了「改造」,毛澤東也不放過,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認定文史哲這個範圍的人,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且會影響年輕人,而中國只能有他「毛澤東思想」一家,不容有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將文史哲的中國知識份子往死處整肅,即使你下跪投降,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討」,毛澤東和江青,也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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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之由來

香港人英治一百五十多年,政治天真,近三十年,只將中國當做一個大巿場,而不知道深圳河以北的一大片,不止是巿場,還是一個政體強力統治着的國家。

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幾十年來由衣食、行動、戶口,嚴厲管治到他們的思想?靠一個極為嚴密的龐大的組織機器。

這個組織機器,要管治好一個散渙的民族,首先自己要有一套嚴格的約束力。此一組織的約束力,不止是紀律和規條,而有一套深植入血液和骨髓的意識,此一深層意識,叫做「黨性」。

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黨性」是什麼回事。有點知識的,會以為只是一般大企業或財團對下屬的規章要求。但「黨性」之嚴厲,遠不止於此。

因為當一個政黨在初生之時,由一股熱血理想的人,鼓吹暴力革命,推翻「壓迫者」,進而還要很激進地摧毀一個所謂「舊世界」,這個政黨須在統治者的追捕殺戮之下艱苦生存,並尋求擴大地盤。一個同志被捕了,遭到嚴刑拷打,要供出組織,如果沒有超強的黨性,在白色恐怖之下咬牙挺住,地下黨的革命就會夭折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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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黨性和人性

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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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世代之戰,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之戰……

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 。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

這是一個文化上被亡國的人對他的學生畢業前的一番說話… 那時的中國文化已到了一息尚存的一刻,能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安頓下來苟延殘喘已是不可多得。

這個時代的年青人或許不會感受到他的悲傷,但面對著不公義的社會、沒有希望的將來,現在在香港走出來的年輕一代所要求的,正正是他們理想的避難所。

可悲的是到了五六十年後的今天,這班年青人還未開始去找尋理想就已經被標籤為沒有獨立思想、被煽動的一群…

對,他們是被煽動的,所以鄰近大國先要有Great Firewall,北韓將西方的民主國家形容為邪惡之源,為的不就是避免它們的年青人免於被煽動嗎?

年長的,當你們一邊埋怨年少的不長進、不懂事、不思考時,不要忘記他們現在被困在的你們有份搭建的鐵屋,你們最終會像孔乙己一樣無聲無息地先離開,但年青的仍會不斷拼著生命地咆哮,直到鐵屋塌下。

這是一場世代之戰,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之戰……

陶傑 – 一地碎玻璃

台北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馬小九與大陸的服務貿易協議。抗議的人以「香港之死」為例,警告「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原來香港已經變成台灣的反面教材。這樣一來,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垂範作用」,不但毫無吸引力,而且還有反面的阻嚇和警惕,已經完全沒有意義。

其實,台灣從邁出普選總統的一日,香港對台灣的「櫥窗作用」,早就完結。

台灣已經可以民選總統,如果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台灣的總統,降格為「特首」。然後香港特首由一千二百人小圈子來「選」,或者雖全民有得投票,但候選人卻由中國先「篩選」,這個不許報名,那個也不准入閘。對於早就兩黨自由競爭、兩黨按巿場而自由決定入閘候選人的台灣,香港這個「櫥窗」,早就由中國用石頭砸破了玻璃,裏面的貨,自己掃掉。

香港不但「垂範台灣」不成,還變成令台灣更抗拒「統一」的反面教材。既然這樣,就對中國形成兩個邏輯問題:一,既然今日,則當初何必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主權?二,但不收回也收回了,台灣既然已完全不信這台戲,則再「一國兩制」下去,對中國又有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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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小通要

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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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到底爭什麼

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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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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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南北中國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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