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中共

陶傑 – 進取有罪

王維基電視牌照事件,遭到梁班子蓄意欺弄。其中原因,愛國地產商施永青,由中國國情角度,分析中肯:「王維基在未獲發牌前,已經真金白銀,開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冒犯了政府的權威,可能被視為想『逼宮』,很容易令中共以為他有政治上的圖謀,擔心發牌給他,每年七一都會號召巿民上街示威遊行。」

此段文字,展示了中國人想像和結論的獨特方式,以及跳躍式的定罪。

王先生想經營電視台,而且他對電視劇有主要的興趣。王維基並無反共的言行紀錄,否則也不會「當選」中國的「浙江省政協」。

他得到特區政府通知,提交申請,得特府確認,電視牌照無上限,廣管局報告,他符合資格。他高興地投入工作,製造大量創作的職位,而且初步成績,相當輝煌,深得市民肯定和期待。

但是在中國人的思維之中,他王維基不是在工作,而是「逼宮」。逼宮,在中國文化──記得要「文化包容」呀──的意思,即是想皇帝退位,皇位由自己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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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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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通識」末日

香港特區的「通識教育」,果然觸了礁,親中團體不滿其「政治化」,變成「新聞時事討論」,要求梁班子將「通識」改為「選修」,不再強迫學校灌輸。

朋友打電話來報喜,說:「你一年多之前批死了,預測『通識教育』的壽命最多三年,現在死翹翹了一半,你又預測對了。」

我笑說:「還沒正式斷氣呢,多看一兩年吧。我早就將『通識教育』看死了,搞不下去的。但小特府一定不服氣,她會一直鬥氣撐下去,這就好了,有好戲看,對於本人,只要有好戲看就好。」

「通識教育」的「理念」根本不通,第一步就錯了。因為當教師本身也不通的時候,怎樣令學生有什麼「通識」。

「通識」的要義,正在一個「通」字。通而且博,通博而融。譬如金庸的小說系列,文字講了的,留白處沒講的,若讀得懂,就是一部通識大典。將金庸小說搭上中國現代史、人性心理學、男女關係,這才有點通識教育的輪廓,但是在香港這種社會,你說怎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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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頂撞了又如何

英國政府解密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港督尤德聲稱代表香港,隨英國代表團北上。中國的鄧小平說:香港發了幾多鈔票,沒有人知道。但華文傳媒報道:據說尤德當面「頂撞」鄧小平,說:我知道。

尤德在鄧小平面前講實話,不足為奇。中國人這個「頂撞」一詞,卻甚為趣致。

尤德沒有刻意「頂撞」誰,他只對中國鄧小平出於無知的說法,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彼此地位相等。但在中國人的語境裏,嚇死了,因為什麼「海瑞罵皇帝」啦、「十奏嚴嵩」啦、「彭德懷上萬言書」啦,凡此種種,並非「表達歧見」,而是下奴對上主的不敬,故曰「頂撞」。

尤德不是鄧小平的家奴。眼看鄧小平這個土包對香港的無知,尤德不跟你客氣,直言糾正,無所謂頂撞不頂撞。即使真的頂撞,又有什麼問題?

尤德在英中會議對鄧小平說了一個「不」字,在英語世界,不成為新聞。在中國人的奴才意識裏,尤德好像頂撞了他們的皇帝,犯了大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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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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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你不是答案一部份,就是問題一部份

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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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邱博士診症

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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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成熟嗎?」

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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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所以有今日

香港淪為今日田地,是中國延誤所致。

香港的租約,一九九七年期滿,戴卓爾夫人想來談續約,戴卓爾夫人只是雜貨店的女兒,她出身基層,不是貴族,也不是軍人,她想與中國談續約,只為了一盤小小的生意:這家店舖,不錯,你是業主,一百多年,你租給我,我替你打理得這樣好,我的生意出色,我賣的貨,連你的家人也光顧,現在租約期滿,既然合作愉快,不如談續租的事好不好?你可以開出加租的條件,我也可以考慮,大家一起談。

雜貨店的女兒,不是什麼「帝國主義者」,她只是在商言商,跟政治沒關係。戴卓爾夫人對中國人的政治和歷史全無興趣,她對英國、歐洲、蘇聯的內政外交才熱衷。

但戴卓爾夫人低估了中國的自卑感,她沒想到中國人的神經這樣脆弱,鄧小平認定戴卓爾夫人上門來,是羞辱他。鄧小平在戴卓爾夫人面前吐痰、噴二手煙,以表達他的「民族尊嚴」和「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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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地一沙鷗

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流行閱讀美國作家巴克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小說講一隻海鷗,熱愛飛翔,牠不甘於孤獨,引領一大批海鷗尋找自由。

「天地一沙鷗」富有教育意義,香港七十年代的繁榮,雖然由港督麥理浩領導,在另一層面「天地一沙鷗」激勵了香港的小資產階級,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追求,為香港人的身份和宗旨,開拓了心靈的服務。

這位美國小說家不止這部名著。對於人性,巴克不僅看到光明,還洞悉黑暗,他還有一句名言:「良心是什麼?良心就是在自私之中量度誠實」(Your conscien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your 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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