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 無政府主義

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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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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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歷史

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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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一百一十四

I have never believed that man’s freedom consisted in doing what he wants to do, but rather in never doing what he does not want to do, and this is the freedom I have always craved and often enjoyed and because of which I have most scandalized my contemporaries.

Jean-Jacques Rousseau

人的自由並不僅僅在於做他願意做的事,而在於永遠不做他不願意做的事。

盧梭

Reference: Quotations from Jean Jacques Rousseau’s 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

Jean-Jacques Rousseau,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

飛上天空的輪胎

作者: 池井戶潤

作者池井戶潤也著有《我們的泡沫入行組》,就是電視劇半澤直樹的原作小說,看了熱血沸騰的半澤令我想看原著,可惜的是《我們的泡沫入行組》與《我們這花樣的泡沫組》都沒有中譯本,所有買了池井先生唯一有翻譯的小說 -《飛上天空的輪胎》。

其實這小說的方向也與半澤有點相似,同樣是被露大財團的陰暗面,主人公如何在實力完殊下如何扭轉劣勢。但個人認為還是半澤比較更有作為主角的魅力。

飛上天空的輪胎

陶傑 – 長命百歲

拖到今日,赤柬兩名老翁頭目,方被判「反人類罪」成立,處以終身監禁。

一個八十八歲,一個八十三歲。在中國一手養育支持的赤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這兩個人,不,惡魔──牠們姓名不寫出來了,為免污染我的筆──屠殺了二百萬柬埔寨人和華人。

但此後四十年,牠們一直逍遙法外,八十多歲的「高齡」,才判「終身監禁」。也就是說,假設此兩凶獠,有九十歲的命,一個只須在獄中兩年,一個七年。

也就是說,八十八歲的那位「長者」,如果在獄中兩年就去見他的恩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每一條命,牠只坐牢零點零零零三六天,也就是零點零零八小時,也就是半分鐘。

但牠們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看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日報和香港的愛國報紙就知道了──赤柬當年英勇反美,如果你是炎黃子孫,應該念舊,應該時時去探望,送些燕窩鮑魚什麼的,讓兩位老朋友安享晚年,所以如果兩位長者獄中得到中國人的關愛,有一百歲的命,直追我們香港大慈善家邵逸夫爵士,這兩個赤柬領導人,就他們害死的每一條命,僅還債坐牢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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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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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強國爭拗文化

中國人社會沒有「辯論」,也沒有「爭論」,只有「爭拗」。

「爭拗」與「爭論」不同,更不是西洋的辯論。「爭拗」關鍵在一個「拗」字,爭論的「論」字,是「言」字旁,而爭拗的「拗」字,是「手」部,意思就是,無論揮灑幾多口水,必以動手打人或抓人的暴力收場。

「爭拗」不是講道理,而是比拼哪邊「有力」,這個力,就是「國家實力」。中國人對於「國家實力」的認知,在經歷過一百六十年所謂列強屈辱,聚焦在一句話,叫做「落後就要捱打」。國家有實力,所以不必再所謂捱打,這個「打」字,至此也與「爭拗」那個手字旁會師。

「國家實力」先體現在軍事之上:飛機、大炮、導彈,這一切都是令中國人集體自豪亢奮的器具,加上錢。然後是「人口多」的數量:中國人罵香港人,喜歡說「我們十三億人,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將你們六百萬香港人淹死」(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六百萬香港人之中,也有上二百萬近年由大陸過去的新移民,也有全國人大政協,如果真有唾沫像黃河決堤淹死的災難,也會淹死很多他們自己人)──因此,「爭拗」哪一方贏,決定於哪一方槍炮多、錢多、人多。最後是只要人口夠多,不斷重複一句話,真理會在人多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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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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